材料一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守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大儒，也是重视事功的改革者。他主张治世在于“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以图取新卫旧，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摘编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一   以理学为旗帜的新儒学的理性精神，在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达到顶峰。布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开启了活字印刷时代的先河，军事著作家曾公亮和丁度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了火药配方和水罗盘指南鱼的制造方法。数学家贾宪在其《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中所创造的开方作法本原和增乘开方法，600年后才有法国数学家帕斯卡达到同一水平。天文学家苏颂在其《新仪象法要》中，描述了他与韩公廉等人合作创建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有十几项属世界首创的机械技术，包括领先世界800年的擒纵器。建筑学家李诫著《营造法式》（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建筑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以其权威性作为建筑法规指导中国营造活动千年左右。

——摘编自董光璧《中国科学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材料二   17、18世纪是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实质性时期，它以本身的科学成功影响并成就了这一实质性的转变。自然科学给这个时期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科学孕育的理性思维及其原则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都引起了新的变革。17、18世纪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并非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而是科学精神。科学在改观旧世界面貌的同时，也紧紧依持当下的社会史境。尤其是科学与宗教，它并不是与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无关的，在17世纪它只是一种基于神学的根据而进行的分化，而对神学的摆脱则可能标明科学已经取得了同科学的女王（神学）的分离。17世纪历史的中心点乃是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它以鲜艳的理性的光辉照耀着将临的未来。

——摘编自赵立坤《论17世纪科学革命的理性思潮》

《调琴啜茗图》（局部）                    《撵茶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