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层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未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一   秦汉实行独相制，开创了宰相任免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宰相权力逐渐向尚书台转移，尚书令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隋唐开创三省六部制，变独相制为集体宰相制，变乾纲独断为集体议政，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前期，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在设于门下省（后移至中书省）的政事堂讨论国政，集体做出重大决策。最初仅限于三省长官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后来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行使宰相职权的官员也可参加政事堂会议，他们以本职加上“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义，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唐高宗以后，则多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周中书门下三品”头衔参加政事堂集体议政，行使宰相职责，集体宰相制由此逐渐形成。这就使参政议政的人员范围明显扩大，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杨峰飞《论三省六部制对当今大部制改革的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材料二   北宋税收发展变化情况简表   

——整理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三   宋代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