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打破了唐时“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的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这一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冯芸《宋朝商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变迁》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是极其讲究门当户对、士庶不婚的，“婚姻必由于谱系”之风一直绵延到唐朝，如《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的“东床快婿”。（东晋太傅郗鉴选中丞相王导之侄，不修边幅、坦腹东床的王羲之为婿，嫁女与之。）北宋以后，则出现“榜下捉婿”的现象，“本朝显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实际上，很多新科进士出身寒门，门第无足称道，且生活贫困，但由于他们未来前途远大，所以成为达官和富室择婿的对象。同时高官显贵选择富商作为婚嫁对象的现象日益普遍，有些士大夫为了贪图资财，娶有钱财的寡妇为妻，民间甚至发展到“以财论婚”的地步。

——改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一   宋代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在社会上形成势力，他们作为政治上的一支独立力量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宋代由于积贫积弱，社会问题很多，一部分知识分子有感于形势严重，以天下为己任，奋起而挽救危亡。范仲淹提出传唱千古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王安石变法更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力求把变法革新进行到底。朱熹认为汉高祖、唐太宗都是假仁义以遂其私欲，有一定的反对君主独裁的精神。陈亮认为，生民之初，君主是人民推举出来的，应该为人民办事。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以林则徐 、魏源为代表的士大夫，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虽遭遇举国冷遇的困境，却影响了后世国人对救国真理的探索过程。李鸿章受“师夷长技”思想的启发，开启了近代化的历史征程。面对甲午战败，梁启超等人更是“以敌为师”，他在《戊戌政变记》中将变法看作是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断尝试的结果，认为林则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是变法的萌芽。甲午战败后“朝野乃知回法之不足侍”，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从而促成“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戊戌政变后的清末新政“不仅继承了洋务运动的事业，而且也继承了百日维新的事业”，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它同时又保留和完善了这一部分改革的成果。辛亥革命后，面对社会乱象，孙中山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号呼。陈独秀也将新文化看作是国人救国方案和思想启蒙不断走向成熟的结果，认识到“价值观才是根基。没有多数国民之价值观念的转变，共和制度就成了无本之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

材料一   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相对封闭。生产出未的产品用来自己消费或缴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摘编自《我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材料二   （宋代的）政治史表明国家的军事力量逐步衰落，但这仍是制度和文化有重要发展的时期。隐藏在这一发展后面的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