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佣书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早期如同工匠一般，更多的业务是受雇于寺院抄写佛经。如北魏人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唐代的王绍宗“家贫，常佣力写佛经以自给。”这一大批佣书者被称作“经生”。至宋代，佣书的主业不断缩小，不再有经生，内容也颇多改变。宋人对佣书的定义是：“ 受雇写文字谓之佣书。”佣书者通常自立门户办书铺，或在商铺、富贵人家担任文字秘书一类的工作。书铺的主要业务是涉官文书，包括代写上书文字、供词、诉讼状子、填写税钞，办理公证文书，为举人、官员承办各类文书等。涉官文书之外，民间社会生活的佣书业务更多，如契约、请柬、书信之类的书写。
——程民生《宋代的佣书》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佣书业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材料 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亚洲世界，是大帝国所属之地。德里、北京、巴格达等大都会令人印象深刻（大小更是当时任何欧洲城市的好几倍大），但中型城市的重要性也不落人后。城市生产书籍、工艺品、上好的织品、精美的乐器、珠宝以及科学仪器，整个亚洲世界都需要这些产品。贸易商把古吉拉特印花棉衣、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大马士革刀、中国陶瓷与丝绸等产品带往亚洲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科学上，至少在公元1300年以前，中东、印度与中国才是主要的发明重镇。
——摘编自【美】斯图亚特·戈登《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该学者认为“世界中心在亚洲”的主要依据。为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除该美国学者的研究资料外，还需要补充哪些方面的证据?
材料一 福建的茶文化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其中“建溪官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早在汉代就有“建溪芽”之名。到了宋代，北苑贡茶更是闻名于世，成为中国御贡时间最长的茶之一。北苑茶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闽国龙启元年(933 年)，建州茶人张三公(张廷辉)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茶山献给闽国，自此一直到1391年，当地便一直作为御茶园。北宋福建文人黄庭坚在《满庭芳》中赞道：“北苑贡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南宋时期，曾入闽任茶官陆游也写诗称：“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
——摘编自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古人眼里的福建茶：廉美和敬 人间清欢》等
材料二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品种、种植、制作和管理技术等方面基本上一无所知，1833年，英国议会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183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组建的茶叶委员会领导了窃取中国茶叶品种，技术及建立阿萨姆茶叶试验场的工作。1838年，东印度公司将阿萨姆地区所谓的“荒地”全部收为已有， 1839年，伦敦有4家公司，(印度)加尔各答也有1家公司向东印度公司申请收购阿萨姆茶园并垄断经营，但东印度公司以“鼓励和支持所有受人尊敬的资本家”“防止垄断、保护当地的利益”等理由予以拒绝。当时有一家伦敦媒体对此报道说，一家联合股份公司在本市成立……他们计划首先与印度最高政府达成条约，购买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的种植园，然后进行茶树种植生产，并将茶叶运入英国。
——据罗龙新《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等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福建建溪(北苑)茶园和近代印度阿萨姆茶园种茶业发展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宋代福建建溪(北苑)和近代印度阿萨姆种茶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印种茶业对当代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启示。
笔记是随笔记录的短文，或记当时见闻，或记读书心得，内容广泛，不拘形式。笔记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地理、科学工艺、文学等，往往为正史所不载。还有一些笔记，评论史籍，考订史事，对于阅读、鉴别史料也有参考价值。
《东京梦华录》是重要的笔记史料，着重记载了北宋东京汴梁城内外规模、河道桥梁分布、宫殿位置、街巷游观以及商店、货摊、酒楼、夜饭店等市易情况。所叙皇帝出行仪制，观看百戏情景及郊仪、行礼仪、皇太子纳妃等宫廷仪式与民间习俗。
——摘编自安作璋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以《东京梦华录》为例说明笔记作为史料的特点与价值材料 社仓始于隋代，其管理、发放等体制历代不一、但多以失败结束。1171年，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创办了社仓，在他带动下，建阳、光泽、顺昌等闽北各县相继建立社仓百余所。以下为朱熹为五夫里社仓订立的规则：
社仓贷谷给农民，取息20%，发生小饥时可以减半，发生大饥时可以免除利息。丰年如遇人户请贷，即开两仓，存留一仓。若遇饥歉，则开第三仓，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民。社仓的首领一般由乡官或士人担任，选任时尤其注重其人品德行，粮食贷放和收回时，县府须派官到场监视。借贷社仓米必须签署文书并有人担保，贷户如拖欠不还或者逃亡，由担保户“均备纳足”。
——摘编自朱熹《社仓事目》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朱熹的社仓能成功运营的原因，并概括其体现的社会治理理念。| 史实 | 史论 | 史识 |
| 在手工业方面上，出现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五大名窑，瓷器大量出口海外。 | ③ | 文明因交流互鉴而发展，宋代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 |
| ① | ||
| 在农业方面，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制已经相当普及，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开始于宋代。 | 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 ④ |
| ② |
材料 《上海港口卷》扼要记载：“上海港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端，位于长江与东海交汇处，居中国东部沿海岸线的中心，具有控江襟海的区位优势。南宋末年，上海港在上海浦旁孕育而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港口迅速发展，自咸丰三年（1853年）超过广州港。”……“2010年上海港外贸吞吐量达到30225万吨，是1978年的19.2倍。”
——摘编自《上海市志·交通运输分志·港口卷（1978—2010）》
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上海港口卷》的史料价值，并对上海港的发展作出相关推断。材料
甘棠港，古代港口名，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唐末王审知开辟，宋代逐渐走向衰落。对于甘棠港的具体位置，学界存在“长乐说”与“琅岐说”之争。
“琅岐说” | “长乐说” |
据福州闽王祠中的《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描述甘棠港：“闽越之境，江海通津……途经巨浸，山号黄崎。”其中“巨浸”即“巨岛”之意，“黄崎”即琅岐岛，为闽江口最大的岛屿。 | 《闽王墓志》载：“王（审知）……碎巨石于洪波，化安流于碧海，敕号甘棠港。”说明碎石处在碧海中。这与黄岐澳情况相合，而金牌门在江中，不可能是碎石处。 |
王审知时任侍郎，《长乐王氏族谱》载：“刘山甫致祭连江琅岐港为甘棠港”。 | 刘山甫祈祭甘棠港在黄岐澳的棋山。棋山有黄岐寨，山下黄岐澳中原有黄岐岛（即黄岐山），这与《德政碑》的“途经巨浸，山号黄岐”相合。 |
赴琅岐实地勘察中发现，琅岐岛金牌门及其周边红褐色遗迹与相邻的灰色天然岩石截然不同。中科院物构所（福州）化验证实：褐红色岩粉曾经高温加热。据此推测：琅岐“金牌门”系王审知开辟甘棠港时在礁石上用树木燃烧形成高温，在雷雨的作用下崩裂后留下的历史遗迹。 | 闽江口褐红岩石很常见，金牌山顶炮台弹药库遗址距山脚高差百余米，石色同样褐红，可知金牌石褐红是本色。烧金牌开北港不成立。 |
——整合自欧潭生《唐末甘棠港究竟在何方》、林廉《甘棠港港址在长乐之辨析》
(1)根据材料，指出学者考证“甘棠港”位置所运用的史学研究方法。(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针对“甘棠港”位置的史料考证与史学争论的作用。
材料一 早在先秦时期，家国同构。自秦汉而下，宗法活动以社会上层贵族为中心展开，魏晋门阀士族是其代表。至隋唐，贵族型家庭制度逐渐瓦解。北宋时，“近世名门鲜克永世”“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一些士大夫成为新宗族组织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带头呼吁，以尊祖睦宗为要旨，团结宗亲。其他社会阶层后来也开始效仿，慢慢地发展起了一种新的宗族形态——“平民型宗族”。
——摘编自包伟民《陆游的乡村世界》
材料二 10～16世纪间，中世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地位和血统的执着是当时的标志之一，法定地位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身份标志，贵族观念是这一状况最明显的表现。但是，欧洲社会不断涌现出掌握新财富乃至实力的新贵，他们无法在既有的等级体制中找到容身之处，便向传统发起挑战。他们很快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形态、行会、传说和团体，使商人的社会身份拥有了新的定义。商人阶级的兴起几乎完全是城镇发展的结果，商人的出现与这一中世纪欧洲文明中最具活力的元素密不可分。任何地区的领主都寻求城市的支持，以便对抗国王；而国王则争取市民的支持，借助他们的财力以打压势力过大的属臣，并因此向城镇授予特许状和特权。
——摘编自[英]J.M.罗伯茨《企鹅全球史·文明的分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简析宋代出现“平民型宗族”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西欧社会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内容说明这些变化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分别指出宋代“平民型宗族”和西欧中世纪后期新贵身上体现出的时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