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人口变化情况表

——摘编自葛剑雄等《中国人口史》

材料二   19世纪50-60年代英国移民数量是17-18世纪移民数量的总和。据统计从1815到1930年，有1140多万人从英国移出。这些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方，其中大部分去了美国。19世纪上半叶殖民署为移民提供资金、信息，组织他们向外迁移。19世纪后半叶官方的资助仍在进行，但非官方机构表现得更为积极，包括各地工会组织、慈善机构等等。工会资助的移民大部分去了美国，他们大多有一技之长。英国移民的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和民族构成，对这些地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镡娴娴《I9世纪英国人口对外迁移问题探析》

材料一   秦汉实行独相制，开创了宰相任免制。发展到东汉时期，宰相权力逐渐向尚书台转移，尚书令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隋唐开创三省六部制，变独相制为集体宰相制，变乾纲独断为集体议政，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朝前期，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和左、右仆射在设于门下省（后移至中书省）的政事堂讨论国政，集体做出重大决策。最初仅限于三省长官有资格参加政事堂会议，后来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行使宰相职权的官员也可参加政事堂会议，他们以本职加上“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义，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唐高宗以后，则多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周中书门下三品”头衔参加政事堂集体议政，行使宰相职责，集体宰相制由此逐渐形成。这就使参政议政的人员范围明显扩大，收到了集思广益的效果。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杨峰飞《论三省六部制对当今大部制改革的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材料二   北宋税收发展变化情况简表   

——整理自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

材料三   宋代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已经生长出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随着商业发展，宋代商人的地位上升，朝廷允许商贾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交游权贵、为婚姻铺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宋代时常发生榜下择婿，富商及高官争相择新科进士为婿，新科进士也愿意成为商人女婿。

——摘编自张其凡主编《中国大通史宋》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

材料一   宋太祖曾降旨：“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夜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一日两餐的传统饮食制度发生改变，变为一日三餐。酒店夜间营业成为刚需，并出现了灯箱广告。夜市的经营时间不断延长。甚至通宵。自此，夜市由原来的非法交易，变为合法经营，州桥夜市是名副其实的“美食街”，美食美味各具特色，应有尽有。马行街夜市里出现了很多“瓦子”，表演杂耍、曲艺、傀儡戏、影戏等。宋朝各大城市的夜市“侵占官道，接造浮屋”“起造屋字，侵占河岸”。以致“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街道司负责街道卫生管理，“每日扫街道垃圾”。据《铁围山丛谈）记载，马行街的油烟污染，致使蚊虫不生。潘楼街鬼市杂有假冒伪劣商品，是出售来路不明之物的专门夜市场。汴京相国寺市场也被称为“销赃所”。

——摘编自铁引《<清明上河图>里的烟火气与大宋的地摊经济》

材料二   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以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桑蚕压倒稻作的新趋势。与此同时，在江南地区，朱径、朱家角、罗店、南浔、菱湖、濮院、乌青、双林，盛泽等成为著名的棉花、生丝及丝棉纺织品集散地，各区域性商人集团的大量出现，各类富商大贾生活条件、生活观念的改变，也冲击着传统的社会观念。

——摘编自张敏英《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研究》

材料一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战事稀少，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在此期间，南方逐渐成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一方，南方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此时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已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平，农业生产甚至超过北方。此外，自唐至宋元，状元的分布有明显向南推移的趋势。到了元代，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甚至开发前所未有、规模浩大的漕运和海运，也足见南方经济的重要性和其影响力。

——摘编自商字楠《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及其影响分析》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不断扩大，其主要进口品为鸦片和棉纺织产品，中国主要的出口品仍为茶叶等农副产品。我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农产品、初级矿产品、手工制品，其科技含量很低，生产规模较小，仍处于自然经济的落后态势中。随着中国市场的逐渐开辟，19世纪70年代以后鸦片贸易的比重就逐渐减少了，而正常的商品交易则越来越扩大。

——摘编自张易《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材料一   两宋之际，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西晋、唐中期以后第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在中国历代的人口分布上，北宋末年首次出现南北均衡。此后，南方的人口优势逐步确立，南方经济明显领先，经济重心不可逆转地远离了北方，南盛北衰的局面完全确立。元明清时期，这种趋势继续发展。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持续增长，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

——摘编自郑真真、杨舸《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