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地区书院分布统计简表

——摘编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材料二

宋代书院的发展和兴盛不是偶然的，其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中指出，由于唐末五代官学衰落，无暇顾及学校的修建，学生往往苦于没有地方求学，因而一批学者选择了创建书院这种教育组织形式，来满足当时学生读书求学的愿望。宋朝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都为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宋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朝中要职甚至军务均由文官来掌控。为稳定宋朝统治，争取士人，宋朝统治者开始支持书院的发展，不断有赐书、赐额、赠田、赠屋的举动。

——摘编自张晓荣等《宋代书院发展的背景及其特性》

材料一   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摘编自吕思勉著《吕著中国通史》上册

材料二   宋王朝建立之后，对民间文化的发展、对经济事业、对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没有过多的干预，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样的环境，为士大夫群体力量的形成，为士大夫参政议政和学术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外在条件。……说到宋代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新儒学”。其实新儒学并没有什么新的儒家经典，所谓“新”，是指它对既有儒家经典的新阐释。这样的新阐释，是建立在中唐以来学术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唐代，很多儒学家反对佛学的教义，但是整体来说，那个时候儒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和佛学抗衡。而发展到宋代，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思想，以及道家的一些观念，被儒家学者吸纳，融会贯通。一方面，儒、释、道之间有排斥、有辩驳；另一方面，也有吸纳。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新儒学，其代表人物是格局更加宏大、知识更加渊博的一批精英人物。

——摘编自许宏、刘国忠等编著《中国通史大师课》

材料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就是当时游牧文明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忽必烈立国后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的政治方略，这从根本上确立了元代政治哲学的复古根基。同时随着元朝的统一，南北长期“声教不通”的局面被打破，南方程朱理学迅速北传，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以赵孟頫为代表的文人群体提出“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

——摘编自邱江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论》

材料一   在先秦诸子学中，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学派。儒学最关心的是现实的人如何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问题，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儒家学者都要对人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希望从人的本性是什么，推论出现实的人应该怎么做人，进而推论出一个理想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儒家关于人的基本看法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运行，人道自强，人人通过学习和实践努力，都可以成为理想的人。所以，儒学也可以称为“人学”，即关于人的学问。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形成“百家争鸣”，儒学兴起；汉代董仲舒全面论述了以儒家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根本策略的必要性，此后，儒学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高峰，文化心态开放进取，儒、释、道以及各种思想资源交汇渗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为以后的理学奠定了基础；宋代出现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博大精深的理论思维——新儒家学说，建构了融通天、地、人的精致哲学体系；明清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心学的出现、启蒙与经世思潮的传播、理学的复兴、考据学的兴起等都是此时期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现象。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材料一   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场司，在熙河设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川蜀茶叶、交易番区马匹事宜。……川陕甘一带人口稠密、村镇密布，有大道，有捷径，道路呈网状分布。官府在四川至熙河道路的沿途“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或差发厢兵，或招募苦力，充当脚夫运输茶叶。同时官府以盐引之法鼓励川商参与茶运。通过茶马贸易昔日以军政用途为主的唐蕃古道蜕变为商贸繁荣的茶马古道。

——摘编自张洁《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查》

材料二   明初，政府在“以茶驭番”方针指导下，从茶叶的产销到马匹的交易管理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体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官营体制内难以克服的弊端，茶马贸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于是弘治三年，明廷出台“召商中茶”政策，“令陕西巡抚布政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之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允许商人参与茶马贸易活动。

——摘编自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