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农书研究》首次对有宋一代农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本书主要探讨了宋代农书激增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各类农书分别加以研究，专章论述了宋代代表性农学著作陈旉的《农书》的重要贡献，探讨了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传播方式及与宋代农业发展的关系。

宋代农书数量不少于255种，涌现出如第一部农业气象专著、水稻专著、柑橘分类学专著、甘蔗制糖专著等等，是了不起的创获。

本书在重新厘定传统农书分类系统的基础上，将宋代农书分为综合类，耕作、农具、农田水利类，园艺类，畜牧类，食品加工类，灾害防治类等9大类，这种分类根据现代农业书籍的分类并结合宋代农书的特点，显得更加合理。

再如本书将宋代农书置于整个传统农学发展过程之中进行比较研究，对宋代农学在整个传统农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客观评价。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宋代农书放到东亚文化圈更广阔的视野下加以观照，对其世界性的影响与贡献作了学理方面的揭示。

总体而言，本书结构合理，史料丰富，在学术上多有创新，使我们对宋代农学和农业的成就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系中国农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摘编自邱志诚《宋代农书研究》序

材料一   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在197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

——摘编自新疆考古发掘简报等

材料二   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   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北方人民普遍喜食麦粟，而南方则以稻米为主食。南宋时期，北人南迁，使得对麦类需求加剧，引起麦价的增长。同时，政府对租种土地的佃户，只征收秋季收获的禾稻田赋，而夏季小麦的收成，全归佃户。这推进了当时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华南某些地区几乎全部种植柑橘与甘蔗，口粮解决全部依赖与商贩的交换。农业的生产模式在宋朝得以确立，后世虽有调整，但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辽与金相继统治的北方地区，华北在农业上已趋于成熟，而辽宁已是“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的景象。

——摘编自尤金·安德森《中国食物》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