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农村经济较以前虽有所提高，但在广南西路、荆湖南路等广大地区，既不知积肥施肥，也没有水利灌溉工程。荆湖南路的西岸地区，“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其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在许多地区，“百家为村，有食者不过数家，贫破之人十常八九”。另外，宋政府财政吃紧，急于敛财，往往拿商人开刀，特别是活动在农村的中小商人，更成为其苛敛的对象。
——摘编自全晰纲《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开始进行农业建设运动。在农村复兴委员会大力倡导下，国民政府裁废苛捐杂税5200多种。面对灾荒，政府用“灾民之壮者”修路、垦殖，并十分重视灾后的防治。1934年，行政院设计《农村合作社章程》，推动农民之间的合作，规定“凡制肥、选种、改良农作方法、活泼农业金融、流畅农产品运销，悉以合作社为指导，并改进之。”通过该运动，加强了政府通盘筹划的能力。
——摘编自王军《南京国民政府农业建设研究》等
材料三 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在农民的探索与地方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与相互推动中开始的，粮食等农产品的爆炸式增长，坚定了决策者的信心，最终形成全国性政策。1984年邓小平考察江苏，当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他看到了乡村振兴与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希望，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摘编自萧冬连《从计划到市场：突破如何成为可能》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
（2）根据材料二，概括国民政府农业建设运动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背景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旨“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司农司成为元政府最高农业管理机构，其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有些
材料 记载司农司还负责掌管“随路断没财产、人口、孽畜、屯田、供储”等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司农司成立之后，即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该《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是劝农使和各处监管农事的官员的工作手册。《条画》还有“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之类的内容规定。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延佑五年（1318年）又刊印《栽桑浅说》千份。
——摘编自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设立司农司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劝农立社事理条画》发布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西汉时，江南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农业落后的状况。但到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水稻亩产量从西汉时期的四石升至东汉时期的约六石。据考古资料显示，湖南、江西等地出土了大量东汉时期的陶罐、陶仓等物品。江南郡县明显增多，垦田多辟，耕地面积扩大。广大农民辛勤耕作、农业劳动力资源增加、汉越民族交融和共同开发、相对较好的自然条件以及铁农具广泛使用，成为此时江南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虽然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水平仍远低于北方，但还是为后来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摘编自夏时华《东汉时期江南农业发展若干原因探述》
材料二北宋立国后，太祖、太宗及其继承者通过强化地方官员劝农督导职责、推广优良品种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重点发展东南经济，这促使当地农业飞速发展。随着麦、粟等旱地作物在南方的推广，东南“专种粳稻”的种植制度得以改变，农作物种植范围得到扩大。东南地区农民利用平原、丘陵山区的各种不同地理条件，开辟出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因东南地区民田十之八九种稻，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使水稻的总产量超过了粟、麦而跃居全国首位。
——摘编自叶依能《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政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东汉江南农业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东汉相比，宋代南方农业发展的不同之处，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