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   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为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   元代司农司的设立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下旨“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举察勤惰。”司农司成为元政府最高农业管理机构，其职责涉及农业、养蚕及水利灌溉等各种事务，有些材料记载司农司还负责掌管“随路断没财产、人口、孳畜、屯田、供储”等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司农司成立之后，即发布《劝农立社事理条画》，该《条画》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是劝农使和各处监管农事的官员的工作手册。《条画》还有“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之类的内容规定。司农司还奉命搜求古今农书，删繁摘要，结合实际，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延佑五年（1318年）又刊印《栽桑浅说》千份。

—摘编自汪兴和《元代劝农机构研究》

材料一   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与之不同的是，商鞅注重人口调查，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他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汉代徐干提出：“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宋以降，人口问题突显，苏东坡有“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然以今之法观之，……非徒无益于富，又且以多为患。”的论断。马端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轮嘉时期中国人口快速膨胀，学者洪亮吉在其《治平篇》《生计篇》中，看到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关系，提出“天地调剂之法”与“君相调剂之法”解决人口问题。

——摘编自吴洁生《中国20世纪以前人口资源环境思想探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政策和舆论上主张积极、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创造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世界“奇迹”。“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计划生育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辨证地看待“人口众多”的两面性，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以人均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将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人口形势新变化，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我国人口工作思路和方法实现历史性转变。

——摘编自尚旭辉《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