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福建的茶文化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其中“建溪官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早在汉代就有“建溪芽”之名。到了宋代，北苑贡茶更是闻名于世，成为中国御贡时间最长的茶之一。北苑茶始于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闽国龙启元年(933 年)，建州茶人张三公(张廷辉)把凤凰山方圆三十里茶山献给闽国，自此一直到1391年，当地便一直作为御茶园。北宋福建文人黄庭坚在《满庭芳》中赞道：“北苑贡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南宋时期，曾入闽任茶官陆游也写诗称：“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

——摘编自中共福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福建省监察委员会《古人眼里的福建茶：廉美和敬 人间清欢》等

材料二   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品种、种植、制作和管理技术等方面基本上一无所知，1833年，英国议会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183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属印度政府组建的茶叶委员会领导了窃取中国茶叶品种，技术及建立阿萨姆茶叶试验场的工作。1838年，东印度公司将阿萨姆地区所谓的“荒地”全部收为已有， 1839年，伦敦有4家公司，(印度)加尔各答也有1家公司向东印度公司申请收购阿萨姆茶园并垄断经营，但东印度公司以“鼓励和支持所有受人尊敬的资本家”“防止垄断、保护当地的利益”等理由予以拒绝。当时有一家伦敦媒体对此报道说，一家联合股份公司在本市成立……他们计划首先与印度最高政府达成条约，购买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的种植园，然后进行茶树种植生产，并将茶叶运入英国。

——据罗龙新《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等

材料   宋元之际，中西方都出现了多种农书。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书修纂，主要目的在于指导农民的生产经营。英国流传下来的农业论文主要是指导田庄总管如何进行田庄经营。英国的《亨菜的田庄管理》共列举23个条目，其中的9条专论畜牧业；中国的《农桑辑要》全书七卷，“栽桑”和“养蚕”两卷占到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耕作农业同是这个时期中西方农业生产的核心，是双方农书内容的核心部分。自战国以后，休耕制度在中国完全被粪壤滋培取代。宋元时期，西欧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实行休耕制度。中国以自耕小农的集约化经营为主，实行精耕细作，生产效益比较高。西欧则趋向某种“大面积”的粗放经营，生产效益比较低。

——摘编自谢丰斋《宋元时期中西方的耕作农业》

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电视剧《梦华录》的热播，让许多观众产生了“梦回宋朝”的情结。有人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宋朝”，勾栏瓦肆、汴河风情、金戈铁马令人无限遐思……

（一）史家笔下的宋朝

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至太宗时。江南统一，再平北汉。而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唯一主要的弱征……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

——钱穆《国史大纲》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

历史教科书中的宋朝

材料一   北宋年间，仅黄河中下游地区就发生决口事件达89次之多，受灾范围涉及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为此，北宋政府高度重视黄河治理工作，曾屡次号召朝野人士进行讨论研究，群臣和皇帝本人都曾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治理建议和方案并付诸实践，如“诏河北转运司计塞河之备”;就地取材，利用各种薪柴竹石为骨架，然后加上黄土进行填塞混合做成河堤以提高河堤的稳固性；“藉林木固护堤岸，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使用带有机械力量的地龙爪和浚川杷；利用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迫使官员认真对待治河问题等。

——摘编自戴庞海、陈峰《北宋政府治理黄河的主要措施》

材料二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决口，导致山东、直隶、河南三省相继受灾。堵筑决口所需甚巨，“多者千余万.少亦数百万”,清政府治河经费有限，加之部分官员贪污腐败，故“着直隶、河南、山东各督抚饬令地方官更疏浚积潦，凯切晓谕绅民等量力捐贡”。此举拉开了晚清新河道由地方治理之序幕……地方官绅积极治河，自行筹措治水经费等。在基层官绅与百姓的共同努力下，“民地可耕，渐能复业”。尽管如此，由于基层官绅囿于局部利益，治水实践无法形成有计划的系统水利工程，导致所筑堤埝多“尺寸较卑，未能连贯”。

——摘编自贾国静、王凤青《选择的无奈：晚清黄河治理地方化探析》

材料   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然而，却有两句打油诗：人云宋史本病史，我谓宋史亦壮篇。其实，两宋历史有其很不窝囊、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引以自豪的一面。第一，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称为对两宋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一言以蔽之，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唐前后辉映，相互争妍丽。

——摘编自张邦炸《瞻前顾后看宋代》

材料一   唐代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彻底崩溃。继之屯田、营田等国有土地制度也衰落下来。宋代杨万里记述江西吉州一带的屯田：“屯田之为吉水病，三四百年于此矣，十余年来病之中又滋病焉！盖自唐末五代以还，吉水之屯田在一郡为加多，而其租为已重。”据此，屯田租之重，已使屯田的租种者承受不了，以至逃亡而去，屯田为之抛荒。唐代屯田到宋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从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宋徽宗政和元年，吉州知县上疏：“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税苗特重，所以祖宗时许民间用为永业。如有移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据此，吉州屯田所有权仍属于国家，但佃户们则可以将土地的佃种权“移变”买卖，土地实际上成为佃户们的永业田。宋朝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出现了“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局面。

——摘编自漆侠《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及其对文化思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材料二   1793年6月3日，雅各宾派颁布法令，将国有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在10年内付清款项，6月13日又将10年期限延长为20年，大批贫苦农民取得了土地。雅各宾派还通过按人口均分公社土地的法令来增加农民占地的份额。成千上万的农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小块土地的主人。革命前约有400余万农业主，到1825年已增加到650余万人，小农开始在法国农业人口中占有压倒的优势，“革命巩固了小私有制”“许多普通的农民……都弄到了土地，并且又借此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甚至雇农也参加分配，这样就上升到了私有者阶级的地位”。法国农民作为一个阶级长期存在，经常站在保皇主义和教权主义的一边，和进步势力作斗争，起了极为消极的作用。

——摘编自金重远《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兼论其对法国历史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