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榷场出现于公元十世纪末，是宋辽夏金时期位于民族政权交界地区所设的互市市场。榷场一般在双方停战以后设置，设官员严格管理、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征收商税。贸易基本上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需要，各族商人也将本地区特产远贩至榷场交易，互补互利，官府也时常参与榷场贸易。宋向辽、西夏、金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农具、手工业制品及书籍等，辽金夏输往宋的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等。但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硫磺、焰硝、箭之类军用物资等都严禁出境。“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通过榷场贸易，每年所收税息是国家财政中重要项目。
——摘编自王福君《辽宋夏金时期宋的榷场贸易考述》
(1)据材料概括榷场贸易的基本情况。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榷场贸易的作用。
材料一 史料一 宋朝祭祀南海神的歌辞：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民商永赖，坐消寇奸。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摘自《宋史·卷一三六·乐志十一》
史料二 顺济王之威灵，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摘自《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二·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
（注：传说彭蠡湖（江西鄱阳湖）有神蛇，称“彭蠡小龙”，宋代诏封为“顺济王”，主要职能是保护长江行船安全）
史料三
材料二 在中国古代的神灵系统中，水上世界的江河湖海自有其神灵体系并有相应规格的祭祀。北宋时，东海神本庙设于山东莱州，南宋时改在浙江明州设东海神本庙祭祀。南海神祭于广州，唐代已封为广利王，宋代四次加封，且开始在国家祭祀体系中把海神与天地宗庙神灵同列。宋代对长江三元水府神加封王爵，赋予保佑航行和祈降雨雪的使命，官民祭祀活动大为频繁。一些原本是地方的护佑神如江南西路的田相公信仰被长江航行者信奉，在浙江会稽县原本是孝女形象的曹娥被赋予保护运河航行职责。宋代新创诸多护佑航行的神灵信仰如浙江嵊县显应庙、杭州顺济庙等，最为著名的是妈祖（圣妃）信仰，由起于福建莆田的民间信仰，因福建商人的传播而扩及沿海各地，被纳入国家祀典，封号从“崇福夫人”到“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不断加封，成为海洋专神。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水上信仰的神灵体系及其新变》
(1)指出材料一中的三则史料对研究宋代水上神灵信仰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二、概括宋代水上神灵信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过程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宋代，人们已懂得“土壤气脉，其类不一，美恶不同，治之个有宜也”。淳化年间“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大大促进了土地开垦。宋神宗元丰年间粮食总产量为85313954880斤，以一亿人计，人均粮食就达到约853斤（谷）/年。在宋代，“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客户有条件也可以“徙乡易主”。宋神宗年间，已是“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了"。到南宋时在旧城外兴起了“沿江数万家，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的南市。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农村移民殖边这种古老的迁移方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运用，而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及铁路沿线地区。“1910年代都市人口增加是与那个时期中民族工业扩大相对应的"。东南沿海农村人口的海外流动是与华北人口的关外流动遥相呼应的又一迁移巨流，华人农村人口流向海外分布广泛，西欧、美洲、东亚各处，而以南洋最多。借助于近代化交通工具，迁移的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如关外移民在20世纪后的骤增与该时期交通事业的发展有重大关系。自北洋军阀时期以来，战争加深了对农村经济的破坏，军阀加速了对农村的盘夺。在国家政权现代化进程加快使相当部分乡绅退出乡村领导地位，流向城市另觅出路。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使得农村更加荒芜与凄惨，因而出现更多的流民、游民。
——摘编自徐德莉《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
材料一 凌晨五更，潘楼酒店楼下的各种行商便开始了。早市买卖的物品有“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到了天亮之后，就有卖“羊肚、鹑、兔”等各类熟食摊子，等他们收了之后，“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吃过早点，人们便可以去附近的瓦子勾栏里观看说唱、杂耍等各色表演，从这里出来，沿着龙津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一条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摘编自李基《北宋东京集市贸易活动——基于对<东京梦华录>的解读》
材料二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的经济生活景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女性民俗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孟元老对北宋京城汴梁作了如下描绘：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给汴梁增添新的文化演绎动力的重要源泉是街市赋予它的浓厚的世俗性。街市的产生，不仅带来了汴梁城市商业活动的全面开放，也把城市变成了繁荣的大众生活的场所，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勃兴，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作为人居环境的内涵，造就了高雅文化植根的土壤。
——摘编自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
材料二 “讲史”是宋代说话四家之一，它和“小说”一家最受市民阶层欢迎。宋代讲史中最著名的话本是《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这些话本中的主要人物虽然是帝王将相，但却能引起市民的广泛兴趣。与“讲史”话本相比，“小说”话本的题材则十分广泛，如《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等话本是在“错”字上做文章的公案小说；还有描写人物的爱情小说，如《碾玉观音》中对裱褙匠的女儿璩秀秀、碾玉工匠崔宁的描写，《志诚张主管》中对绒线铺主管张胜等人的充分描写。
——摘编自王平《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北宋京城汴梁城市商业繁荣发展的动力。(2)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产生宋元话本。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城市不同话本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哪些诉求。
材料一 宋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州县城市的空前繁荣和众多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各级州县城市中的高收入群体所消费的除了日常生活用品，还包括各种奢侈品；城市的一般工商业者的消费一般以基本生活用品为主，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不大。从江南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居民消费特点来看，政治型城市对奢侈品的需求量相对较大，综合型和经济型城市对各种物品的需求都相当旺盛，港口型城市的消费品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海外舶货。
——摘编自陈国灿《宋代江南城镇的物资供应与消费》
材料二 明清江南消费行为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处在贫困线上下，多数劳动者以及部分贫寒的士民消费严重不足；另一头是穷奢极欲，消费过限，造成了种种不正常、不合理、不道德的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病态。其中奢侈性高消费行为尤其突出，由于它是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手工业生产者奉行质量竞争，这无益于经济结构的突破。奢侈性消费又污染了社会主体力量的心理素质，在他们中间无法造就出一代社会变革者。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一体化的传统社会结构中，政治力量强有力地统治着经济。所有奢侈性的高消费无不靠政治力量的支撑，更刺激了富有者攫取政治权力，从而巩固了传统的政治结构，使经济难以获得相对独立的发展。因此，奢侈性的高消费，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
——摘编自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江南州县城市和市镇消费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江南消费出现的新现象，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商品交换的繁荣和百业兴旺，宋朝官府为了便于管理、征收货币税和实物，于是将大小商户按同行归口组织起来，当时称为“行”、“团”。此时的工商业团行不是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而是封建官府为了便于对工商业者进行科索、派役乃至掠夺，强制工商业者参加，主要为官府服务的组织形式…….宋代行会也是一种垄断性组织，如不是本行中人，即不得在当地营业。会员间在工商业上发生纠纷时，须交由行会仲裁，仲裁结果具有强制性。
——摘编自刘营《宋代行会初探》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西欧城市中的各行手工业者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应对外界的压迫。威胁及各种不利因素斗争，有必要结成一种团体。如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市，当警钟响起时行会成员应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在执事率领下，成战斗队形在指定地点集中，准备战斗。同时，行会逐渐形成完整的组织系统，由全行大会选举行长及其他执事人员，讨论并决定重大问题，并决定对一些违犯行规者的处分。在市政管理上，行会往往负有某种义务，通过它组织市民进行选举，征取税款，建立城市武装等。为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某些方面虽有一定的保守性，如等级颇严，要求均等，反对竞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行会为工商业者在封建社会中的立足与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且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摘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宋代行会组织出现的原因，并指出这一时期行会基本职能。(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世纪西欧行会组织的特点，简析其影响。
材料 宋代法律所涉体育领域包括宫廷体育、民间体育、军事体育,政府充分利用法律资源调控体育活动的发展走向,以禁令约束民间体育的伤害运动,以赏令刺激军事体育,以诏令规范宫廷体育。宋代体育法律的形式多样,有律、诏令,格、敕等。不同法律形式所承担功能也有所不同,律以刑为主,主要禁止危害性较大的运动,如射箭,投石等。敕是律的重要补充,当社会出现新问题时，多由编敕处理。在治理模式的选择上,以禁令为表征的压制型法律在宋代体育治理中运用不多,除危害皇权罪与使用弓箭等故意杀伤罪的量刑较重外,其他量刑呈现轻刑化的特征。军事体育法中大量的射术赏令既满足了人们对“利”的追求,又可提升射术,达到政府所追求“事”的效果。此外政府采用厚赏方式鼓励告赏，揭举毁弃神臂弓、杀官私马等。
——摘编自戴羽《试论宋代体育的法律治理》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体育法律治理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体育法律治理的意义。
材料 东南地区围湖造田的急剧发展是在两宋时期。据李光绍兴五年（1135年）奏疏所云，约在北宋庆历（1041—1048年）、嘉祐（1056—1063年）年间，民间开始有盗湖为田的现象。“政和（1111—1118年）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此后，东南地区不仅著名的太湖周围，江东、浙东等地的湖泊大多受到围垦……如此大量的湖泊消失或萎缩，造成了涝无蓄泄之所，旱无荫灌之水的局面，水旱灾害开始明显增多。
——张建民《对围湖造田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围湖造田”的做法及其急剧发展带来的危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宋时期经济布局的变动，并分析此变动的原因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