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形成了非常不同的分工模式:游牧文明是劳动密集型;农耕文明更接近于资本密集型,犁的使用需要劳动者的上肢力量和握カ,因此男人在劳作中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于是形成了明确的男女分工。
——摘编自加州大学朱利亚诺等《性别角色的起源:女性与犁》
材料二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明代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们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市场与货币,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
——摘编自吴钩《为何别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小农经济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归纳宋代经济发展的概况以及明初对宋代经济特点的“改造”措施。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治安管理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宋代，中世纪西欧城市治安管理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治安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杭州海外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能够主导中西方丝绸贸易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传统农具的定型和配套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以常用的犁为例，人们在其工作部位安装了“裂（chi）刀”，它能够确保以锋利的裂刀开垦土地，从而使大量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在农本思想的支配下，赵宋王朝大力鼓励甚至组织农户开垦荒地，“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而且宋代的客户已经被视为与主户一样的国家编户齐民，“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客户与地主之间是以租佃契约方式暂时结合起来的经济关系。到了宋代，城市结构突破了坊市的限制，商品交易再也没有时间、地域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摘编自徐红《宋代经济型流动人口探析》
材料二 宋代政府常常通过禁榷专卖制度和货币经济的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如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就试图通过货币借贷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宋代，由地方精英和政府共同倡导的公共组织不断渗透到经济领域，朱熹在地方推行由民间组织的社仓，以及义役、书院、宗族组织等。这些公共组织在从事公益事业的同时，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支撑，需要经营某些产业或田产，从而形成公共经济，故族产在宋代以来的公共经济中也就占据主要的地位。宋代民营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宋代一些重要行业，如纺织业、制瓷业等，民营规模都超过了官营，在国家专营的冶炼、酿酒等行业中，有的就由民间承包经营，其中已经有很大部分的民营经济成分。
——摘编自王一胜《宋代经济的现代韵味》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谈谈宋代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宋太宗时市舶司所收犀象、香药等舶货，“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一岁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缗”。宋仁宗天圣以来，犀象等宝货“充牣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至皇祐中总入为“五十三万有余”，宋英宗“治平中又增十万”。到南宋绍兴年间，市舶司的“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因此，在宋政府特别是南宋政府财政中占有相应的比重，“大率盐铁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矾杂收又居其一焉”。
——摘编自漆侠著《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1870年贸易总值为12 067．7万海关两，1911年则增为其7倍。1870年以后贸易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及中外间设立电报，尤为重要。此外，1870—1892年的22年间，贸易总值增加近一倍，1892—1911年贸易总值则增近三倍，后一时期贸易值所以增加较为快速，关键因素之一是1890年到1911年间修筑了很多铁路，如中东、胶济、芦汉、北宁、沪宁、广九、津浦等线。其次，1905年日俄战争前后，东北开放对外贸易，1902—1911年，东北共有10处口岸开放，并开始有大豆出口。——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50年4月签订的中苏两国贸易协定和苏联向中国贷款的协定，立即使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在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第三上升为第一。其后，中国又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封锁”“禁运”，中国大陆与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发展更快。——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晚清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对外贸易发展的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当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唐代与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以陆路交通为主，但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也发展迅速。唐朝政府鼓励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海外商船到达广州后，就有管理港口的人来把船货搬进货栈，代为保管6个月直至本季风期最后一艘商船进港为止。他们从船货中抽取30%作为进口税，余下的交还物主。货物如为唐朝皇帝所购买，则按最高市价给价，且立刻开发现钱。对来华贸易的外商，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广州阿拉伯商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唐朝政府也准许他们自治、按伊斯兰教的法律行事。
——摘编自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
材料二 自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创设榷易署以来，政府第一年即收入三十万缗，不久更增加到五十万缗。绍兴末年，广州、泉州市舶司由“抽买”所得利益每年达二百万缗。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云：“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
——摘编自何崇恩《宋代外贸小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政府对阿拉伯商人实行的政策。(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发展对外贸易的共同影响。
材料一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其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与“市”是相分离的。到宋代，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中，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在此同时，在交通干线或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两宋时期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摘编自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
材料二 唐朝政治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所谓“君主独裁”，从官制上来说，就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
——摘编自吴钩《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城市发展的新变化，并指出变化的根本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朝实现“君主独裁”的具体措施。
材料一
——据吴慧《从商税看北宋的商品经济》等
材料二 下表为宋真宗天禧年间代表性年份的财政收支状况
| 天禧五年（1021年）财政收支表 | ||||
| 品类 | 收入 | 支出 | 单位 | 单价（文/X） |
| 钱 | 2981 | 2974 | 万贯 | 770 |
| 粮（五谷） | 2983 | 3458 | 万石 | 400 |
| 绢 | l151 | 4268 | 万匹 | 1000 |
| 布 | 306 | 130 | 万匹 | 200 |
| 草 | 3000 | 3458 | 万束 | 20 |
| 丝棉 | 2316 | 2013 | 万两 | 75 |
|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 单位 | 盈余 | |
| 汇总 | 6408 | 10633 | 万贯 | —4225 |
——据李伟国《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财政税收所呈现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真宗天禧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呈现上述特点的原因。
材料某学者在研究两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知识内容时，拟定了如下目录(部分)：
“碌碌有为”的宋人
第一章 北民南迁的耕耘——农业
……
第二章 百工巧匠的智慧——手工业
……
第三章 熙来攘往的贾客——商业贸易
第一节 互市贸易的商旅——榷场贸易
第二节 海丝之路的船舶——海外贸易
第四章 璀璨群星的宋城——城市经济
…………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书籍(章节)目录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历史》一书拟定章节目录。 (要求：至少编写三章，每一章需要有两节，合乎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