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材料一   摩邻国在秋萨罗国（今耶路撒冷）西南，渡太（通‘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毒）痈（皮肤或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特甚诸国。

——摘编自【唐】杜环《经行记》

材料二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表（单位：枚）

——根据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编制

材料三   1413年，郑和访问了“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1415年，“麻林遣使附船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引起轰动。永乐帝（明成祖朱棣）极为喜悦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并允许其在明朝境内交易。

——摘编自《明史·成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