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 宋代是“铜钱时代”，铜钱流通的数量、范围和深度可能超过了其他朝代，实际形成了以铜钱为基准的货币体系。大规模持续供应的宋钱为亚洲东部南部海域铜钱区的形成提供了基石。明代是亚洲东部海域朝贡格局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端期。这个时代契机使得明朝内部的社会经济变革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兼具区域国际的特性。明代出现了由实物经济体制向货币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出现了货币形态、制度与体系的大转型。这种转型可归纳为“铜钱基准体系”向“白银基准体系”的重大转向。
——摘编自邱永志《全球史视野下的明代货币转型》
有学者认为海外白银的大量涌入才使得中国的通货结构得到了转变。结合材料，概括宋明时期通货结构的不同，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提出其他观点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对杭州的改造历程。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济宁城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并予以说明。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宋朝治安管理实行“双轨制”,一是沿袭历代做法，由各级政府首长全权负责，主管盗窃斗讼事宜及防范、缉捕等，二是以禁军为主体，组建与路、州、县三级政府平行的巡检官系统。汴京在“巡检使”统领下，划分成若干治安责任区“厢”,每一厢设机构“厢公事所”,主管本厢治安行政。宋政府专门组建了“皇城司”,负责地下侦缉，伺察官员的不法行径，侦伺敌国的间谍活动。根据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等规定，“言詈(责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等均列入威胁城市治安的“不法”行为。
——摘编自陈鸿彝《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材料二 I1、12世纪，西欧城市内开始设置由居民选举而来并具有一定任期限制的执政官。执政官在负责地方日常行政事务外，还兼管城市治安事宜，尤其是对市场交易纠纷、城市土地买卖纠纷、债务纠纷等进行处置。象征城市的审判权和自治权的标记首先是治安的标记，如市场上的十字架和钟楼。城市的民事习惯法普及到治安所及之处，城市治安法仅限于“城墙之内”,治安以全城居民的集体宣誓作为前提条件，全城居民起誓不妨碍治安，并向其他受到人身或财产侵害的市民伸出援助之手，而市民阶级只能受他们自己的地方长官审判。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城市治安管理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比于宋代，中世纪西欧城市治安管理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市治安管理的认识。
材料一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社会环境比较安定，是生产发展的有利条件，生产的发展又为商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宋建立之初，统治者为稳定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如实行招抚流民、鼓励开垦等等，并收到了良好效果。宋代商品生产得到发展，除粮食成为一项主要商品外，经济作物的大量生产也较为突出，各地已涌现出一批专业种植经济作物以供市场的农户，形成了经济作物的专业经营区域，如太湖中洞庭山的农民，专门种植柑橘。手工业产品中，除传统的纺织、编织、陶瓷等产品外，突出的还有矿冶业的发展，其产品丰富。随着矿产品生产的增加，金属制品的生产也迅速发展，尤以铁制农具、铜制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最为突出。商品生产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前提，促进了商品交换，大米、棉花、茶叶、食糖、药材、丝织品等，都是日常交易的商品。
——摘编自罗吉义《宋代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政策》
材料二 由于经济效益可观，太湖流域在明中叶后多改田为地发展蚕桑、棉作。杭州在当时既是丝织业中心又是杭嘉湖商品集散中心。商业的发展更好地促进区域分工与合作，实现规模效益，并且形成一定的力量，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技术水平。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仍然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之中，生产者通过商人互通有无，实现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使再生产得以顺利完成。商业领域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受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商业利润的诱惑，使弃农经商、弃工经商者日众；商业利润积攒的巨额财富也没有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最大的用处可能就在于满足商人穷奢极侈的生活享受。
——摘编自林枫《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水平的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和表现。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朝商业发展的影响。
童子持莲纹执壶 磁州窑白地黑花童子垂钓枕 白地黑花童子捶丸八角形枕
| A．宋代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 B．宋人绘画开始关注人类社会 |
| C．宋代瓷器工艺臻至完善 | D．宋人对人性的真与美的追求 |
材料一：饮茶文化的兴起始于南方，直到唐朝中晚期北方人民也开始大量地饮茶，茶不再是达官贵人的专有物，茶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国著名的茶马古道始于唐朝时期的“茶马互市”，贸易的需要使得茶叶被大规模种植，为促进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唐宋时期出现了我国著名的青瓷和白瓷，同时烧出了成熟的黑、黄、唐三彩以及彩釉等瓷器，这些瓷器的出现为泡茶工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使得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变得更加细腻和精致。唐宋时期出现的禁酒令也为饮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人们以茶代酒，进而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唐诗宋词中的文化元素，及时行乐、豁达不羁、为国效力等思想也为唐宋时期的茶文化奠定了古朴清新、积极入世的核心内容，这可能与当时较为开放的社会以及宗教有关。这一时期的文人墨客大都讲究“天人合一”……
——摘编自余飞《唐宋茶文化的兴盛原因及其与人之心性修养的研究》
材料二：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茶文化的兴盛期。政治上，茶叶外交、贡茶、赐茶成为常态，既维系了与少数民族、外邦的联系，也使得茶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符号对外输出；经济上，鼓励茶叶种植和贸易，茶马古道、茶税、茶法等逐渐成熟；文化上，茶诗、茶词、茶艺、茶礼、茶俗、茶寮、茶馆等茶文化子系统要素得以全面蓬勃发展，并与儒释道文化互动互构，成为“无异米盐”、百姓须臾不离之物，最终完成了“天下一统”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与认同。
——摘编自周瑞春《从夷夏到天下：茶文化共同体之路》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唐宋茶文化兴盛的推动因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茶文化承载了怎样的社会功能?
材料一 杭州的水系比较发达，连通钱塘江和太湖两大水系，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穿城而过，境内水网密集，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除平原之外，杭州还有一定面积的山地，极为适合竹木、柑橘、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靖康之变，北方国土沦陷，杭州成为南宋都城，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富饶而繁华的城市经济为杭州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每年前往杭州朝贡的外国使团络绎不绝。杭州的瓷器、茶叶、书籍、药材等畅销海外，国外进入杭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
——摘编自邱靖《两宋时期杭州的海外贸易》
材料二 1517年，葡萄牙占据广州屯门（今香港屯门区），构筑炮台城濠。1521年，明朝海军进攻屯门，葡军不敌，大部被歼，余者逃回马六甲。16世纪30年代以后，广东已部分开放海禁，葡人重返广东沿海活动，“完全抛弃了任何武力对抗，转而在中国采取贿赂与讨好的政策”，于1554年以后获准租借澳门，进入澳门贸易，1578年以后，葡萄牙商人从明朝政府方面获准特许，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互市。这种直接对华贸易权是西班牙、荷兰及后来的英国人长期梦寐以求而最终仍不能得到的。葡萄牙人主导了远东的丝绸贸易，日本及部分欧洲市场所需的大量丝绸主要由葡萄牙人从澳门转贩。据估计，葡人的远东贸易利润为300%。
——摘编自庄国土《略论早期中国与葡萄牙关系的特点（1513—1643）》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杭州海外贸易发达的有利条件。(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能够主导中西方丝绸贸易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纸）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摘编自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
材料二 马端临编制《文献通考》时，元代官修《宋史》尚未成书，而《通考》所记述更为详细，分析更为客观准确，其论断多为《宋史》所缺失，因此成为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考证依据。正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文献通考》“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一是由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二是认为《通典》“不无遗憾”，“未有集著述之大成”，于是便“有志于缀辑”；加之家学的影响，取材于旧籍和当世学者的议论和朝臣的奏疏，遂成此书。他继承和发展《通典》开创的典制体通史之先河，弥补了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宋宁宗嘉定以前的典章经制，并拓展了门类，从《通典》9门增为《通考》24考，分类更为科学，范围更为广泛，论证更加精密，影响更加深远。
——摘编自史彬彬《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其经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端临的观点，并做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献通考》的进步之处。
材料一 中世纪西欧由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贡赋关系，城市不能向农民征收税赋，城市最初的粮食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农民的销售。大约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专门化的粮食生产吸引了专职商人参与，国内粮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但远距离收购的粮食不能在城内直接售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销售。伴随着粮食供应带来的巨大商机，庄园开始扩大粮食生产，专门出售剩余谷物，成为城镇最直接的“农业腹地”。为保证市民生活需求，城市当局往往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制，不允许市民下乡收购粮食、购买园基超过其需求能力的粮食等，并设立以市长为首的“巡回法庭”商讨价格、检验各类商品，维护城市粮食市场的有效秩序。尽管如此，城市粮食的供应依然非常紧张，这也使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周边农村传统的农业结构。
材料二 与西欧相比，中国古代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通过官府调拨，如南宋都城临安“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但“细民之食，皆需之铺家”。与西欧不同，中国农村的粮食不一定直接卖给附近的城镇，而是由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等地粜米。宋代以后，地主的地租粮自食比例较少，相当部分作为商品粮直接运往城镇或急需地点销售。地主居于市镇中，既从事农业经营，又进行商品生产，当粮价低贱时，地主则大肆收购，反之则出售粮食，从中获取厚利，因此地主富室深刻影响了市场粮食价格。为保障粮食供应，官府往往采用设置官仓等间接手段平抑粮价，而较少使用行政或强迫手段干预其它经营者。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生存无须单独依靠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关系比较松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的经济联系，因而城市不可能推动农村发生转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丰斋《比较中西方古代城市的粮食供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西欧与中国城市粮食供应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西欧和中国城市粮食供应差异造成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