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没有政治特权，仅仅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依然属于“民”的范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壮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摘编自张锦鹏、杜雪飞《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两宋时期，传统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新发展，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进行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宋初，从越南引进早稻优良品种占城稻，在江南普遍种植。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农村中开始出现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蚕桑、蔬莱、漆树、花卉、果树、甘蔗)的专业户，从事个体小商品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一

祈风是宋代市舶司主持的一种典礼。南宋泉州知府真德秀曾作《祈风文》，“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过失）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泉州九日山保留的十段宋代祈风摩崖石刻是全国唯一的祈风石刻群。

——摘编整理自《泉州祈风石刻考释》

材料二   元代泉州被非洲大旅行家白图泰称之为“世界大港之一”。马可·波罗就是从泉州返回意大利的。在海外贸易的带动下， 泉州周围的柑橘、甘蔗和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并大量出口。据考古发现，泉州一地属于元代的瓷器窑址，就多达几十处。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大批来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商人来到泉州长期定居，被当地居民称为“南海蕃客”。阿拉伯商人和威尼斯、热那亚商人建立“商站”，在官方的监护下聚族而居，并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几乎所有世界性的宗教都传到泉州，使泉州发展成不同宗教和谐共存的一个“圣地”。

——摘编自周中坚《梯航万国，誉播遐方——元代泉州港的极盛》

材料一       北宋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农民使用的铁制犁铧多样化，主要有尖头和圆头的两种，用以耕作不同土质的土地。安装铁锌的耧车，在北方普遍使用，提高了播种速度。河南地区耕牛不足，有人创造了人力翻土工具——踏犁，可代耕牛之功半。鄂州农民创制了插秧工具——秧马，一日可插千畦。修复了汉唐以来许多废弃的渠堰，又新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农田垦辟，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越南传入的占城稻，这时在福建普遍种植，又推广到江淮地区和淮河流域。茶的栽培遍及大半个中国，桑麻作物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

——摘编自王士立《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摘编自(日本)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材料一   可以说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度创新，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儒家性善的藩篱，跳出了所谓“涂之人可以为尧舜”的窠臼，以防止人性缺失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这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现代政治文明气息的重大突破。

——林建华《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宋代的君臣关系》

材料二   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繁荣。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西北等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一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使汉朝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同时还带回大量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此后，汉武帝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使亚洲中部地区恢复了和平。随着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另外，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

——摘编自钟羡芳、徐文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

材料二   宋元时期，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泉州、福州成为内连晋江、闽江，外接东南亚的重要港口，尤其是泉州在北宋朝廷设市舶司以来，“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番商”出身的蒲寿庚长期掌管市舶司，其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至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泉州街头出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摘编自朱永清《“积贫积弱”抑或“造极之世”——民国以降两宋评价的嬗变与纠结》

材料一   潘楼街……南通一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新封丘门……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晋商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摘编自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材料三   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地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两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摘编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材料四   清雍正帝说：“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惟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为贵。”

——摘编自《苏州府风俗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