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凌晨五更，潘楼酒店楼下的各种行商便开始了。早市买卖的物品有“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到了天亮之后，就有卖“羊肚、鹑、兔”等各类熟食摊子，等他们收了之后，“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吃过早点，人们便可以去附近的瓦子勾栏里观看说唱、杂耍等各色表演，从这里出来，沿着龙津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一条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摘编自李基《北宋东京集市贸易活动——基于对<东京梦华录>的解读》

材料二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材料一   东汉时期，士大夫以经术起家，凭借特有的文化权力日益“士族化”，依靠“累世经学”以达到“累世公卿”的目的。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便转而扩张家族的土地与财富，使得家族与政治结合，逐步构成了门阀的基础。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具有血缘家族的一般性质和功能，又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其政治色彩日渐突出。以士大夫官僚为核心，形成家族式政治集团，随之发展成门阀士族。在两晋的门阀专政下，士庶之分如天地之隔，连士族中的卑门和高门在权力上也有着天差地别，朝廷的要职多由高门门阀出身的人担任，并由以王、桓、谢等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依官品占田。

——摘编自徐国富《浅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

材料二   唐晚期及以后的家族组织逐渐褪却政治色彩.恢复了本来面貌。除供子弟读书科考外，不再追求整个家族的政治利益，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通过严密的家族组织系统和家族法规，履行着对外保护、赈济互助、开办书院等职能；通过宗谱义庄等凝聚宗族，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族学强化家族能力，促进家族长久繁荣。宋以后同居共财的大家庭其成员必是同一个祖宗的子孙，为笼络族人不离散，聚族而居，并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增强血缘向心力。在聚居下的兄弟分家现象尤为普遍，别立户籍，平均每户5口左右，由父母与未婚子女组成核心小家庭。

——摘编自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

材料一   西周时期，婚姻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周公制礼便将一夫一类多妾的嫡庶体制制度化，强调身份的重要性，正如《礼记·内则》所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聘娶婚被看成婚姻的唯一合法程序。聘娶婚，要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六礼”完成，其基本精神就是明媒正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缔结的前提。《礼记·昏义》记载：“昏礼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并非仅是男女个人之事，而是事关宗族延续繁衍的大事，正如《左侍·信公二十三年》所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西周初将“同姓不婚”定为宗法伦理。

——摘编自杨茂义《宗法制与春秋婚姻礼制》

材料二   唐文宗想把临真公主嫁给当时北方大姓士族，却遣到拒绝。对此唐文宗极为不满，他对宰相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摘编自欧阳修《新唐书》

材料三   本朝富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摘编自（宋）朱彧《萍洲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