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代武将诗句中经常出现“龙虎”“宝剑”“血”等军事意象，常连用“长驱”“直捣”“风霆”“断弦离柱”“铁骑”等气势雄壮的词语以彰显其豪情壮志，以此表达武将“恢复山河日，捐躯分亦甘”的殷切心情。如《满江红·怒发冲冠》既写了岳飞“仇”的情感，又抒发了其“报国”的决心，还有今昔对比下“山僧不识”的英雄失意，其中不乏文采斐然之语。武将创作的诗句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歌咏风月闲情，甚至阐发义理、抒情表达委婉曲折如文人自作的作品，如生值“中兴”之际的刘锜写道，“西风萦破梦，落日乱残蝉。岁月俄如此，功名岂偶然”。

——摘编自何潇《宋代武将作者诗词创作倾向》

材料 宋代，一些地区形成了一种兼营绢布、日用小商品，且在村落、附近集镇从事小规模商业活动的模式。在自然环境特殊的地区，人们会共同投入以市场为目标的其他产业，譬如在南方山区，完全市场化的茶、竹、木、漆、纸等行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宋代还是十九世纪以前铜产量与铜钱铸造量最高的时代，又曾以年产铁十四万吨的水平在世界前现代国家中高居第一。更多的与土地相分离的人们，则投身商业，涌入城市，使宋代发育出繁盛的商业城市、发达的城镇体系、商品交易网络，也使宋代的城市化水平达到前朝后代均难望其项背的程度。高度发展的经济也带来学术文化的繁荣，唐朝后期出现的断诗体在宋代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科技发明更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摘编自余蔚《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宋》

材料   宋代—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化曾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宋代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宋代广泛推进农业生产，大力开垦荒地，为文化兴盛创造了基础，哲学、史学、诗词、艺术诸方光耀百世。由于宋代的政策使然，宋代的科举制度使得许多民间百姓有了机会入仕和参政，所以许多画家纷纷出山，进入朝廷。宋代成为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旺最活跃的阶段。文人学士把书画视为高雅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素养，并对绘画提出鲜明的审美标准，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开始形成独特体系。社会、宫廷、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出现群彩纷呈、多方面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建树的是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耕织图》。

文艺复兴是一场文化运动，对人们的思维、生活、饮食、绘画以及音乐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最主要的是文化的变化。这包括了人的感观，人的信仰，人的欲望以及人的世界观。这时期的作品都要求打破封建神权，打破封建的禁欲主义，打破封建制度对人精神甚至肉体的封锁。在美术方面，达芬奇总结了15世纪艺术家的研究成果，在绘画构图、明暗、透视、色彩等方面都有所简述。

——摘编自吉媛媛《试论中国宋朝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材料一

宋代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与宋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革相一致，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俗文化的兴起。代表市民阶层文化的市民文艺，如以歌舞伎艺、表演伎艺、说唱伎艺为主要门类的百戏伎艺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俗词、话本、戏曲、杂剧等通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影响力远远超过雅文学。宋代描写市民情感的白话小说，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叙述，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通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社会各阶层都卷入了俗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从宫廷中的御用文人到一般文人士大夫，以至民间下层，纷纷涉足俗文学领域，借助俗文学的这种形式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摘编自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材料二

宋代俗文化的发展繁荣，首先与宋代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社会关系的变革，社会流动的加强，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促进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相互交融。北宋的社会比较稳定，在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都市逐渐变得繁荣昌盛．市民阶层扩大，与之相适应的一些勾栏瓦舍也开始出现，出现了大量的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

——摘编自赵彩彩《宋代文学的雅俗变化与原因探讨》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材料

米芾（1051-1107），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同其他三人一样，米芾也曾入仕，也吟诗作画，但他“一日不书便觉思涩”，堪称纯粹的书法家。米芾与苏轼的初交可以追溯到宋神宗时期。米芾《自叙》所谓“遂并看法帖，入魏晋平淡”，便是听从东坡的忠告而改变了书法的风格。元祐二年（1087年），米芾参加了以东坡兄弟为首的“旧党”人士聚会。这也许是米芾与黄庭坚的交往之始。米黄二人交好，在评价彼此的书法时，也是直言不讳，大相异趣，绝非无原则的丑诋。米芾“集古字”是想要“自成一家”，而为获黄庭坚所认可。米芾在评判黄庭坚的草书时也以一已所好加以责难。宋徽宗崇宁年间，米芾在书画学博士一年，出入宫禁，受宠若惊，矫情希旨，近乎装疯卖傻。晚年的米芾以穷改节，曲意逢迎，留下了人格上的污点，但米芾与苏黄的结交也留下了君子之交的佳话。

——摘编自曹宝麟《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