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陈邦瞻编著的《宋史纪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指远古）一变而为唐、虞（指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以至于周，七国（指战国时期）为极（意为尽头，结束）。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即五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

材料二   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材料三   史学家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近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材料一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二   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