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

材料一   两宋时期，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战争的需要，火药和火器制造成为军事手工业的重要部门。北宋时期的火药以纸等包裹，含硝量、含碳量都比较低，呈膏状，且没有引信，大体上只是一种纵火性、燃烧性兵器。南宋以后，增加了火药中的硝、碳含量，火药从膏状变成固态，同时使用了引信和铁质火药罐，以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的效果，从而使火药由燃烧型转变为爆炸型。北宋时期的火器主要有弓、弩火药箭等，北宋末年，在抗金战争中发明了霹雳炮、震天雷等杀伤力较大的火炮。南宋时火器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喷气式火箭和管形火器。

——摘编自游彪著《宋史》

材料二   嘉靖年间，明军缴获了葡萄牙的“佛郎机炮”，此炮有母铳子铳结构，装弹室较大，管壁厚，并装有瞄准器和炮耳。明廷仿制并投入批量生产，装备军队，主要用于北方的墩台城堡，防御蒙古游牧民族南侵。此后几十年，中国初步吸收了欧式火器的优点，融合中国传统火器制造的特点，陆续制出各种作战样式的佛郎机火炮和单兵枪。1618年努尔哈赤在关外兴兵直取抚顺，明军失败，大炮尽丧敌手，明廷受到震撼，此后，通过澳门聘请欧洲铸炮匠师并携来先进的仪器、仪表和生产设备，直接参与火炮铸造，移植造炮技术。崇祯帝即位后用徐光启监制大炮，两个月造出了200门新炮。清兵（1636年前尚称后金）五六万人于1626年在宁远城下曾遭袁崇焕“红夷大炮”轰击，蒙受重创，损兵1.7万。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中国现存最早的“囊宇图”是南宋石刻《华夷图》,该图绘制范围东抵朝鲜.西 至葱岭，北达长城以北，南到南海和印度洋，对于中华以外的地区绘制极为简单。明洪武年 间的《大明混一图》描绘范围东起日本，西达欧洲，南至爪哇，北抵蒙古，但其中明朝控制的 区域位于地图中央，且不成比例地占据了绝大多数面积，其它地区只是被填塞在地图的角 落之中。明末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已绘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 南极，标绘了经纬网和部分国家的名称，但图中明朝疆域极大，而南、北美洲和南极的形状 被大幅度剪裁、缩小、扭转甚至变形。

——摘编自成一农《中国古代地图上的空间秩序——兼论地图的功能和目的》        

材料二   1886年.《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世界地图》在英国伦救的 《绘图》杂志上刊出。该图采用对于角度和方向定位最为准确的墨卡托投影法绘制，重点突出的是英国的全球殖民地，以及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物质联系。地图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中心，用同色标涂英国本土及英属殖民地，包括加拿大、英属西印度、西非、南部非洲、英属印度、英属海峡殖民地、澳大利亚和断西兰。另外还标注了英国掌控的要塞及港口，如中国香港以及1885年刚刚占领的朝鲜巨文岛。各殖民地之间由横跨三大洋的航线紧密连级。地图周围环绕装饰图案，在地图下方，象征着英国的不列顿尼亚女神手持 三又戟和“米”字盾牌，端坐在象征整个世界的球体之上，女神两旁环伺着来自各殖民地的土著、奇珍和代表性动物。

——捕编自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

材料三 甲午战争以后，地理学和地图学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1903年武昌舆地协 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被列为“大学堂审定中等课本”。1904年，为配合中小学“最新 教科书”的编辑与发行，商务印书馆先后译印《西洋历史地图》《减寰全图》《万国舆图》等教学地图，颜受当时中小学教材市场的欢迎。1909年出版的《世界新舆图》更是一改晚清以来以北京为零度经线的传统做法，将国际公认的本初子午线作为起点，受到当时知识界 的广泛关注。地图出版物普及于普通知识阶层，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文化政治符号。

——摘编自李鹏《清末民国商务印书馆地图出版述论》等

材料一   宋代在身体生理结构、身体损伤及遗体防腐技术等方面的认知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统计，北宋颁布了200多条与医药卫生有关的诏令，斥巨资刊印医学书籍。各种坊刻、私刻的医书也很盛行。此外，用于遗体防腐的丁香、安息香、樟脑等，几乎都包括在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的香药贸易名单之中。

——摘编自邱志诚《国家、身体、社会：宋代身体史研究》

材料二   按满族旧俗，服丧之人百日内不剃发，“以全孝道”。乾隆在皇后富察氏病逝后，下诏包括汉族官员在内的文武百官服丧。尽管历代皇帝竭力维持“满族特性”,但随着满汉融合,满族传统已从满人的生活中淡化。此次丧期内发生多起满汉官员的剃发案。犯官多称“不得剃发”作为习俗从未正式写入条例或会典，诏书中也未明言。乾隆则称“理法所必当然，不必载之简册”。让乾隆甚为恼怒的是，大臣们在案发后对自己如何处置犯官的旨意置若罔闻，“目无君上”，于是对犯官及被认为态度轻慢的官员施以惩治。

——摘编自王志强《乾隆十三年剃发案的身体政治史探究》

材料一   雕版印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五代后期已经相当普及，主要表现为：民间刻书规模日益扩大、刻书门类广泛，但都是有关佛经、字书、历书之类社会杂书，而没有正统（官修）经典、正史书籍。那时国子监科考都是用的抄写本，将儒家经典雕刻在石头上，供人们阅读、传抄、拓印和校正。至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书门下关于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的奏请。“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仔细看读，后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如诸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雕版刻印儒家经典，也是政府对印刷术的第一次利用。

——摘编自王志国《五代国子监刻书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材料二   初兴于唐、五代的雕版印刷，终于在两宋之世大放异彩，迎来了中国雕版印刷业的黄金时期。宋代文豪苏轼曾云：“余尤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汉书》《史记》而不可得，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印刷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

——摘编自田建平《宋代书籍出版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