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汉武帝之后，在政治地理格局上，不但汉初王朝直接领属郡县与王国独立领属郡县并立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深，王朝还通过积极有效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北疆确立了对匈奴侵扰的有效辖制，对南则开通西南夷，对东南与岭南地区用兵，把王朝的版图重新回复到与秦王朝大致相当的规模。这种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亦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生长提供了现实政治条件。

——摘编自郑帼《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研究》

材料二 明朝延续了元朝的一些政策，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化。鉴于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在整个明朝都延续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期，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在历经固始汗家族、噶伦时期、颇罗鼐家族的统治之后，格鲁派也逐渐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同以往其他教派相比，宗教参与政治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中央政府将权力全部下放给格鲁派。

——摘编自秦红利《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

材料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县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进士第。宣德元年（1426年），以御史职随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之乱，因严词斥责朱高煦而受宣宗赏识，升为巡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明英宗时因入京觐见时不向权臣王振送礼，遭诬陷下狱，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而复任。土木之变后，英宗兵败被俘，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升任兵部尚书。明代宗即位，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抵御瓦剌大军。瓦剌太师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和议后，于谦仍积极备战，挑选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得以安宁。当时朝务繁杂，于谦独运征调，合乎机宜。其号令明审。令行政达。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平素俭约，居所仅能遮蔽风雨。《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正德琼台志》是现今保存完善的最早的一部海南方志著作，堪称“一方之全史”。

——摘编自（明）唐胄《正德琼台志》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中国近代第二次边疆研究热潮形成，不仅有大量研究社团和刊物创办，而且出版了很多专著。延安解放社内部出版了贾拓夫等人编写的《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等。1938年出版了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事民族教育》，王文萱《战时移垦边疆问题》；1940年出版了姜蕴刚《边区问题之理论与研究》；1941年出版了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赵敏书译美国赖德懋著《中国的边疆》；1942年出版了西尊《边疆问题与国防》；1943出版了罗香林《中夏系统之百越》，江应樑《边疆行政人员手册》，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朱子爽《中国国民党边疆政策》等。

——摘编自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

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