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亚洲世界，是大帝国所属之地。德里、北京、巴格达等大都会令人印象深刻（大小更是当时任何欧洲城市的好几倍大），但中型城市的重要性也不落人后。城市生产书籍、工艺品、上好的织品、精美的乐器、珠宝以及科学仪器，整个亚洲世界都需要这些产品。贸易商把古吉拉特印花棉衣、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大马士革刀、中国陶瓷与丝绸等产品带往亚洲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科学上，至少在公元1300年以前，中东、印度与中国才是主要的发明重镇。

——摘编自【美】斯图亚特·戈登《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

材料一   长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的建筑奇观，孕育产生了以长城这种特殊的物质形态为载体的长城精神。长城修筑的历史过程与长城精神的形成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形成了珍爱和平、守护家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因地制宜、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绵延不绝的长城精神。

——摘编自周建强《长城精神的历史学考察一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材料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封面

——摘自张海鹏、徐蓝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一   明世宗即位(1521年)后，“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重用费宏、杨一清、张璁等勤政、清廉名臣。“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旱，诏抚按官讲求荒政”。嘉靖八年“以议狱不当，下郎中魏应召等于狱，右都御史熊浃削籍”，并陆续惩治数百个祸害百姓的官员。四十三年派总兵官戚继光平定福建等地倭患。 因此称赞说，世宗“御极”后“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摘编自[清]张廷玉等《明史》

材料二   1524年，羁押在广州的葡萄牙使团成员维埃拉在撰写的《广州葡因书简》中描述：“中国官员不干事实，除盗窃外，不为当地着想⋯⋯也不爱百姓，只掠夺、杀害、鞭打，对人民施暴。百姓受这些官员的虐待超过受地狱魔鬼的，因此百姓不爱国王和官员，每天都在叛乱，成为强盗⋯⋯人人都思变，因为都准备摆脱奴役，比我说的情况还要坏，他们希望这些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到来。”

———据[葡]维埃拉《广州葡囚书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