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亚洲世界,是大帝国所属之地。德里、北京、巴格达等大都会令人印象深刻(大小更是当时任何欧洲城市的好几倍大),但中型城市的重要性也不落人后。城市生产书籍、工艺品、上好的织品、精美的乐器、珠宝以及科学仪器,整个亚洲世界都需要这些产品。贸易商把古吉拉特印花棉衣、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大马士革刀、中国陶瓷与丝绸等产品带往亚洲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科学上,至少在公元1300年以前,中东、印度与中国才是主要的发明重镇。
——摘编自【美】斯图亚特·戈登《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该学者认为“世界中心在亚洲”的主要依据。为使这一观点更具说服力,除该美国学者的研究资料外,还需要补充哪些方面的证据?材料:明帝国与后金的辽东战事成为朝野热门话题的时候,袁崇焕每遇退伍老兵就好与其谈论边塞兵事。久之,就成了官场中的辽东通。他也认为自己有守边关之才能。
1621年,在辽东布防的袁崇焕反对保守谨慎,主张在山海关外第一卫驻军,同时新建宁远城,以便有效保证关外数百里国土。1625年,高第经略辽东放弃原有宁锦防线,袁崇焕愤怒声言:“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3月,努尔哈赤在孤悬山海关200里外的宁远城下与袁崇焕兵戎相见。袁崇焕“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官兵感动,全城军民同仇敌忾,在宁远城下大败后金。时人评曰“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袁崇焕借机重建宁锦防线,布防抗清卓有成效。
其去世一百五十多年后,清乾隆帝评袁崇焕“素与我朝为难”,但毕竟“忠于其君”,可惜无人嘉勉“深可悯恻”。清末梁启超写下《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以“生死系一国存亡”之语为袁崇焕盖棺定论。
——摘编自郭晔旻《名将诞生——宁远与锦州的光辉时刻》
(1)根据材料概括袁崇焕“布防抗清卓有成效”的原因。(2)乾隆帝与梁启超对袁崇焕评价的侧重有何不同,分析出现这种不同的原因。
材料:都城集政治、文化礼仪、军事指挥与经济管理等功能为一体,其地位可谓“国之大者”。下表呈现了中国古代部分朝代的都城。
王朝 | 都城 | 所在区域 | 王朝 | 都城 | 所在区域 |
夏朝 | 阳城 | 河南登封 | 隋唐 | 长安 | 陕西西安 |
商朝 | 亳—殷 | 河南郑州—河南安阳 | 北宋 | 东京 | 河南开封 |
西周 | 镐京 | 陕西西安 | 西夏 | 兴庆 | 宁夏银川 |
东周 | 洛邑 | 河南洛阳 | 金朝 | 会宁—燕京 | 黑龙江阿城—北京 |
秦朝 | 咸阳 | 陕西咸阳 | 元朝 | 大都 | 北京 |
西汉 | 长安 | 陕西西安 | 明朝 | 南京—北京 | 江苏南京—北京 |
东汉 | 洛阳 | 河南洛阳 | 清朝 | 北京 | 北京 |
吴国、东晋南朝 | 建康 | 江苏南京 |
A.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 | B.扩大了明朝统治的疆域 |
C.消除了南方的民族矛盾 | D.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 |
A.驿道开发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手段 |
B.西南地区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
C.道路畅通是西南基层管理的根本保障 |
D.驿站管理是明朝开疆拓土的先决条件 |
A.王朝政治的差异 | B.制图技术的发展 | C.经济重心的变化 | D.外贸政策的不同 |
材料一 长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的建筑奇观,孕育产生了以长城这种特殊的物质形态为载体的长城精神。长城修筑的历史过程与长城精神的形成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形成了珍爱和平、守护家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开放包容、开拓进取,因地制宜、精益求精,自强不息、绵延不绝的长城精神。
——摘编自周建强《长城精神的历史学考察一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材料二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封面
——摘自张海鹏、徐蓝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写一份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上)》以长城为封面的主题说明。(要求:主题贯通,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有一定的理论高度)A.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 | B.民族交融色彩鲜明 |
C.存在行业的集中现象 | D.市坊规划严谨细致 |
材料
西周形势图 秦朝形势图
明朝形势图(1433年) 清朝前期形势图(1820年)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划分中国古代疆域变化的历史阶段,并概括每个阶段疆域变化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推动疆域扩张的因素,并选择其中一种因素展开说明。(要求:写明展开说明的因素,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明世宗即位(1521年)后,“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重用费宏、杨一清、张璁等勤政、清廉名臣。“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旱,诏抚按官讲求荒政”。嘉靖八年“以议狱不当,下郎中魏应召等于狱,右都御史熊浃削籍”,并陆续惩治数百个祸害百姓的官员。四十三年派总兵官戚继光平定福建等地倭患。 因此称赞说,世宗“御极”后“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摘编自[清]张廷玉等《明史》
材料二 1524年,羁押在广州的葡萄牙使团成员维埃拉在撰写的《广州葡因书简》中描述:“中国官员不干事实,除盗窃外,不为当地着想⋯⋯也不爱百姓,只掠夺、杀害、鞭打,对人民施暴。百姓受这些官员的虐待超过受地狱魔鬼的,因此百姓不爱国王和官员,每天都在叛乱,成为强盗⋯⋯人人都思变,因为都准备摆脱奴役,比我说的情况还要坏,他们希望这些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到来。”
———据[葡]维埃拉《广州葡囚书简》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史》《广州葡囚书简》对明朝中后期国家治理看法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广州葡囚书简》相应说法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