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元史·地理志》

材料三“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

——黄彰建《努尔哈赤所建国号考》

“南朝又说我何敢举兵抗拒，中国发兵四十万，四路齐进，意欲剪灭除根。”

——潘喆《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

材料一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指户口册）浸坏……至是（780年），炎建议作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旧唐书·杨炎传》

材料二   1975年，宋太祖下诏：“向者登科（科举应考人被录取）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阻隔）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此后君王都沿用此制度选拔有才干的贫寒士子充实官员队伍。……宋太宗时，“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允许工商业者及“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以至于“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

——摘自唐凯麟主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

材料三   明清时期边疆治理的主要措施

材料四   匪区的组织很完善——如乡有乡政府，村有村政府，区有区政府，故我们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行踪。他们呢？我们一举一动都知道了。他们能得到百姓的帮助的缘故，因为匪区的民众都分了田地。

——某国民党军官的信（1931年）

材料一   明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张的做法，继承汉唐“守中治边”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同时，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守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在南方边疆地区，明朝以卫所驻守各地；在卫所以外的边远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官府对其“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据《中国大通史·清（1644—1840）》整理

材料一   中国国情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别较大，中央政府要对之实行有效管理，就必须建立和健全便于加强控制的地方行政体制。元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它“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疆域“有难以里数限者”。以今日地理来说，帝国的势力所及，北到北冰洋，南到越南、泰国北部，东南至海而达澎湖，西至东欧和西亚。在这样大的国土内，政治、经济情况当然差别很大，元朝统治者便采用多种形式来实行管理。

——摘编自柏桦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改土归流源于明朝。清朝建国初曾对部分土司改置为流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苗民以弃暴归仁，奔诉永顺司，此时皆言为保靖宣慰司管辖。至四十二年，始皆输诚纳粮，设百户、寨长。雍正五年三月，湖北总督傅敏“会同黔省预筹擒捕不法花苗（土司）”。九月，清兵进入湘南，收吐司之权，对其家属作出安置，改土归流付诸行动。十一月，官兵抵达桑植境内，地方土（民）、苗（民）载道欢迎，土司缴印归诚，改土归流进展十分顺利。

——摘编自周妮《清代湖南“苗疆”改土归流时间与秩序考论》

材料三   土司制度作为民族地区的自治制度曾维护着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和多元性，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一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巩固和建设边疆，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多样的政策措施对边疆进行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的政治纲领，对民族政策做了全面规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派遣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内蒙、东北等民族地区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宣讲，积极争取边疆各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实现新生政权的稳固。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下发《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侮辱。为实现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需要进行培养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原新疆学院改称民族学院。截至1952年6月，全国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共130多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计450万人。

——摘编自白江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概述》

材料一   中国历代均重视对边疆的治理。秦将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汉王朝除了设置郡县外，还设立属国管理内徙边疆民族，使其成为汉王朝边疆防御的重要力量。唐朝追求“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实行开明的治边政策。另外，为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元朝通过设立行省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清王朝从中外一体（内地与边疆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出发，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在实际运作中，突出改革行政体制，如中央设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地方则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统治体制。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一   “丝绸之路”始通于西汉张骞“凿空”、在西域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之时。当时的道路由东而西：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经这条路运往西方的商品有蚕丝、丝织品、铁器等，从西方输进中国的商品有良马、葡萄、石榴等。汉代丝绸之路引发了各国互相接触的强烈愿望。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2》

材料二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局面形成后，丝绸大量输往许多国家，外来物品也纷纷涌入。丝绸是唐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也是政治外交的主要礼物，唐初赠帛与彩缎予突厥，稳定边疆形势。“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绢马贸易”满足了西域各国渴望得到的丝绸，西域骏马也极大地改善了唐朝的军队装备，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工具。外来物品如金银带把杯、彩釉玻璃等器皿传入中原，激发了唐朝工匠的仿制兴趣和创新热情，工艺技术的模仿和审美情趣的启示，最终使唐代手工业品的制作风格发生了改变。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卷3》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四   

材料五   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将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边疆展现在世界面前，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摘编自成崇德《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