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俺答汗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雄黠善兵”，“骁勇方略空群”。统治时期，生产突飞猛进，经济繁荣，生齿日多。但早在明初，明蒙之间的贡市就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俺答汗“无岁不求贡市"，遭明朝廷拒绝。1541年，蒙古骑兵掠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张居正、崇古等立即厚礼接纳，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达改弦更张，实现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俺答属下六十五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十一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做，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辽阔北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贾日通”。汉蒙双方开设官办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市、月市、小市等民间交易也很活跃，长城沿线出现了“塞上物阜民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蒙汉双方在长期和平交往中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

——曹大为《起褒振隳改制开新一评张居正改革》

西周形势图                                                              秦朝形势图

明朝形势图（1433年）                                                    清朝前期形势图（1820年）

材料一   中国国情的特点是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别较大，中央政府要对之实行有效管理，就必须建立和健全便于加强控制的地方行政体制。元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它“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疆域“有难以里数限者”。以今日地理来说，帝国的势力所及，北到北冰洋，南到越南、泰国北部，东南至海而达澎湖，西至东欧和西亚。在这样大的国土内，政治、经济情况当然差别很大，元朝统治者便采用多种形式来实行管理。

——摘编自柏桦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改土归流源于明朝。清朝建国初曾对部分土司改置为流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苗民以弃暴归仁，奔诉永顺司，此时皆言为保靖宣慰司管辖。至四十二年，始皆输诚纳粮，设百户、寨长。雍正五年三月，湖北总督傅敏“会同黔省预筹擒捕不法花苗（土司）”。九月，清兵进入湘南，收吐司之权，对其家属作出安置，改土归流付诸行动。十一月，官兵抵达桑植境内，地方土（民）、苗（民）载道欢迎，土司缴印归诚，改土归流进展十分顺利。

——摘编自周妮《清代湖南“苗疆”改土归流时间与秩序考论》

材料三   土司制度作为民族地区的自治制度曾维护着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和多元性，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材料一   唐代出现了多个新兴节日。开元十七年（729年），百官表请以唐玄宗生日为千秋节（皇帝诞节），得到唐玄宗首肯，唐玄宗还下令允许“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天宝五年（746年），陈希烈上奏，“太圣祖玄元皇帝（老子，唐奉其为始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首肯。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颁布《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在中和节这一天，百官要献农书，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来赠送亲友。此外，迄今仍堪称“大节”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也在此时诞生。据史料统计，唐代节假日的总天数超过了40天。

——摘编自张勃、李学娟《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朝著籍户数由642万户增加到2088万户，人口峰值约11275万，年平均增长率达9.2‰。宋代的住房形势较此前历代更为严峻，租房是宋人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手段，从官员到老百姓，都存在租房居住的现象，甚至军队也需要通过自己租房来解决居住的问题。租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士兵们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但使士兵脱离了正常的军营生活，对士兵、对社会都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摘编自梅波《宋代租房现象研究》

材料二   茶叶成为主要饮料是在唐宋时期，宋代产茶的区域较唐朝扩大一倍以上。据统计，北宋中叶种植茶叶的面积有80万亩，年产量约相当于今6万吨以上。当时饮茶成风，“略与饮食埒者”。甚至周边少数民族因饮食习惯而需要茶叶，推动茶马贸易的繁盛。

茶叶种植分为官营和民营。民营的种植户多半从粮食种植中分离出来，时人向神宗的报告谓：“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

——整理自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

材料三   “以茶治边”政策是指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利用其茶叶经济垄断权对西北游牧民族实行的一项羁糜政策，是融茶法、马政、边政于一体的一种边疆统治政策。它在唐宋时期开始萌芽，至明代臻于完善。

明朝时实行税茶和榷茶垄断茶利，同时规定官买余茶的政策，从而集中了大量本色茶叶，这就为“以茶治边”政策提供了茶源。因此，朱元璋指出“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即通过官定比价推行不等价交换，以达到控制西北诸族，“以茶治边”的目的。“令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将不可胜用”，这种贵茶贱马的互市政策成为明代奉行不移的祖宗旧制。

——摘编自郭孟良《试论明代的“以茶治边”政策》

材料一   明朝的疆域范围在历代统一王朝国家中不算广阔，但其采取的移民实边、兴办学堂、开设科举等积极的边疆治理举措，取得了较大成功。就移民实边来说，据历史记载，移民云南的便有二三十万卫所军人，连同家眷约有八九十万人，约占当时云南人口总数的1/4，驻守贵州的军人及其家眷约有六十余万人，明初驻守广西的军人及其家眷也不少。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派遣大亚的驻军到边疆就地屯垦屯耕。战时拿起刀枪御敌，平时举起锄头种粮，不仅筑起了一道边防防线，也使曾经的不毛之地留下了万顷良田。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自康熙至道光，台湾府、厅、县志修成且保存至今21部，另有私人纂修志书多种。其中，有关台湾收复后社会变化的记载随时间推移而增多。如乾隆年间《重修凤山县志》记载台湾由“不粪种”“种植后听其自生，不事耘除”，到“生齿日繁……勤耘耕、浚沟洫，力耕不让中土”，而雍正年间《台海使槎录》等志书亦载台湾少数民族从“无田器”，到“耕种加牛车犁耙与汉人同”，以至“礼节近亦渐学汉人”，“骎骎乎有中上之习”。

——摘编自柳浪《清朝台湾地方建置与方志编纂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