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茶马古道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贸易商路，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最早源于汉代，直到唐宋时期才正式形成。茶马古道以马帮为载体，是连接我国西南地区的纽带……自唐朝的茶文化诞生以后，饮茶之风也风靡全国，茶叶渐渐从内陆向边疆地区扩散，西南地区的吐蕃也在汉族饮茶习俗的影响下迅速爱上了茶叶，并以燎原之势在整个西南大地蔓延开来。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控制，唐朝政府颁布了专门的茶马贸易制度，藏族人民以马匹交换茶叶的贸易开始形成，唐蕃古道也在这一时期开通……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发展到宋朝时成为了政府加强西南边境地区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边境的安宁和平，宋朝和明清的统治者均以茶马贸易巩固边疆，通过开放边境互相贸易的形式，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利用经济文化的方式阻止了少数民族的武力侵扰。另外，汉人在与少数民族进行经济交流之时在无形中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
——摘编自聂甘霖、陈纪昌《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材料二 “茶”的两大发音系统在亚、非、欧三大洲分布示意图
备注：在汉语中“茶”有不同的发音，北方以及广东地区“茶”字的发音形成今天世界上的cha发音系统；厦门方言发音形成今天的tea发音系统。明清时期，葡萄牙主要从澳门进口茶叶；荷兰、英国主要从厦门进口茶叶。
材料三 中华茶文化广泛吸收了儒、释、道诸家精华，强调修身养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内省修行”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华茶文化具有平和淡然、含蓄内敛的自然属性，但是饮茶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茶文化天然具有开放共享、促进交流的社会属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展现了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茶叙事”频频出现于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以“茶”为引，在俄罗斯谈“万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论”、在巴西论“百年茶之友谊”等，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推广至全世界……茶与茶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跨文化交际最好的媒介之一，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茶而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茶味绵长、意境幽远，正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追求，海纳百川、大道致远。
——摘编自熊李力《中国茶文化与大国外交相融相通之道》
(1)根据材料一，概括茶马古道在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价值。结合所学，指出明代除茶马贸易外“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的其他措施。(2)“茶”两大发音系统的形成与茶叶贸易路线有密切关系。根据材料二，指出新航路开辟后分布区域增长更为迅速的“茶”发音系统。结合所学，分析中国茶文化在世界传播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解读中华茶文化“自然属性”的内涵。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外交布局上的特点并列举“以茶叙事”的“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
材料一 如表所示史料均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情况。
| 史料 | 史料 出处 |
| “浙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凳亦取给于彼” | 明代文林《琅琊漫抄》 |
| “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役，贻累闾里，身殁而子孙为流佣者多矣” | 明代钱谦益《牧斋初学集》 |
| “（明代后期）朝廷有命令，必传之态度监，太监传之管文书官，管文书官方 传至臣等；内阁有陈说，必达之管文书官，管文书达至太监，太监乃至御前” | 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 |
| “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无白银田二百亩矣”。“又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县恳准词十纸，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 | 明代范三廉《云向据目抄》 清代顾公燮《丹午笔记》 |
材料二 针对一条鞭法，襄阳李公曰：“以各项银差并力差工食合为一处，计银若干数，然后照丁高下，粮多寡，以此银派征之。征毕，则分此以为银差起解，及为官觅力差人之工食也。百姓完此外，无一事矣。法仍宜民哉……”而黄宗羲则说：“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一条鞭法……是银力两差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后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杂役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摘编自梁方仲《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代中后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襄阳李公、黄宗羲对明代中后期税制改革的看法。
材料一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汉武帝之后，在政治地理格局上，不但汉初王朝直接领属郡县与王国独立领属郡县并立的格局被彻底改变，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深，王朝还通过积极有效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北疆确立了对匈奴侵扰的有效辖制，对南则开通西南夷，对东南与岭南地区用兵，把王朝的版图重新回复到与秦王朝大致相当的规模。这种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亦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生长提供了现实政治条件。
——摘编自郑帼《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研究》
材料二 明朝延续了元朝的一些政策，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化。鉴于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明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在整个明朝都延续了这种政策。到清朝时期，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藏地方在历经固始汗家族、噶伦时期、颇罗鼐家族的统治之后，格鲁派也逐渐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教大权。同以往其他教派相比，宗教参与政治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清朝中央政府将权力全部下放给格鲁派。
——摘编自秦红利《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汉武帝时期的具体史实说明“政治地理格局上”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明朝对西藏管理与元朝的不同之处，指出“清朝中央对西藏的治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表现。
材料一 发辫拖在人们身后，如绳索，如锁链，束缚身躯，桎梏自由，竟长达二百六十余年。从太平天国发出“人皆蓄发”的号召，再到清末“剪辫”风潮乍起，人们的斗争从未停止。直到辛亥革命军起，辫子才陆续革掉。“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
——摘编自严昌洪《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
材料二 1922年10月，当时不少刚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纷纷倒闭。荣家企业基本上采取原有手工作坊的管理方式，企业在成本、产量、质量等方面都远赶不上外资纱厂。荣氏兄弟决心“力劝各厂整理革新”。他们任用一部分受过高等、中等专业技术教育，懂得管理的新人，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根据科学管理的需要新建一批诸如“保全部”“考工部”“试验室”等新的管理部门。至于原来的工头，则调离岗位，逐步减少其权力，给予津贴自然淘汰。
——摘编自吴雪萱《荣家企业管理的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发辫拖在人们身后”的时代背景，说明清末剪发辫逐渐成为风潮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20年代荣氏兄弟改革企业管理的举措，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些举措推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中国历代以来的农民暴动，虽然一个跟着一个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每一次大暴动都或多或少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为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材料二 19世纪后期，恩格斯指出农村居民包括小农、中农、大农、大土地占有者以及农村无产者等，工人阶级“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在于贫农，没有贫农，使没有革命”，但深受封建社会茶毒的小农，养成了狭隘、散漫的性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因此改造小农意识，是建党建军的重要任务。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定到延安整风运动，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对传统小农意识的批判从未淡化。
——摘编自陈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的内容，并分析“让步政策”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毛泽东农民改造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
材料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作为京师左臂的山西，士卒懈怠，关隘破败，最初边防多依赖大同镇。但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后，蒙古军数次攻入山西抢掠，汾河沿岸城镇损失惨重，而作为山西屏藩的大同镇消极避战，坐视蒙古军抢掠，山西镇的边防建设遂提上日程。朝廷将山西镇最高军事长官由副总兵升为总兵，给予其财力、物力上的支持。具体而言，山西镇建设主要包括：加强雁门、宁武、偏关三关边枪兵和边墙及城堡的修建；招募士兵，增兵戍守，强化训练；等等。完成边防建设后的山西镇成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朝与蒙古互市贸易提供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刘志刚（明嘉靖列万历初年间山西镇边防建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山西镇边防建设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山西镇边防建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