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   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完成了对新疆、西藏的完全统一，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限自治；不同地区颁布了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则》等相应的法律；各地因俗设官（制），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等；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措施加强联系；不断赐封喇嘛教领袖，在蒙藏地区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蒙古族集中生活地区划定牧区、屯田（新疆）、实行招民开垦（西南地区）等，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等

材料一   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绝了民间一切的海外贸易。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径，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隆庆皇帝（明穆宗）被迫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清朝初期政府延续明朝的对外政策，对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康熙时期，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认为“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且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因此于康熙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委顿。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重商主义是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认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是国家致富的有效捷径。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伍斯特1557年贫困人口比例为18%，诺威克1570年贫困人口比例为22%，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的贫困现象更加严重。16、17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时期，新兴的民族国家迅速转入了争霸战争之中，从16世纪后半期起，欧洲战火连绵。而此时的英国在欧洲诸国中显得弱小。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以国家的公共利益和绝对君权为最高利益，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强力推动了本国经济和政治的近代转型，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宫艳丽《论重商主义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

材料三   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口岸的开放始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五口通商。以上海为首的首批口岸的示范效应，很快得到扩散，随着其他条约的陆续订立，中国开放口岸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中国的开埠制度出现了关键性转变，“自开商埠”成为清政府商务和涉外政策的一种。据统计，晚清时期共开放口岸83处，依地域划分，东北26处，华北6处，华中5处，华东10处，华南20处，西南7处，西北9处。口岸开放城市约占晚清中等以上城市的28.37%，一般城市的10.81%。如此众多的开放口岸，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难以评估，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摘编自李玉《晚清政治经济史论》

材料一：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发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交逆贼贸易……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

——摘编自吴昊《禁海与开海——论清代前期政府海疆治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