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鉴于历代王朝地方权重，导致割据，尾大不掉，对中央离心离德的局面，废除行中书省，将行省权力一分为三、分别设立掌行政民事的布政使司、负责监察司法的按察使司、掌控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成为省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它们分别直属于中央不同部门的领导。
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在运转过程中，三司出现权力协调不一、办事能力和效率不高等问题，巡抚制度应运而生，明朝中后期，皇帝以派遣监察官的形式向地方派驻巡抚，并逐步扩大其权力。并在边疆、军事要地和数省交界之处增设巡抚。嘉靖年间，进一步规定：“凡徭役、里甲、钱粮、驿传、仓廪、城池、堡隘、兵马、军饷，及审编大户粮长、民壮快手等项地方之事，俱听巡抚处置。”景泰以后，随着巡抚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巡抚成为居三司之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巡抚由临时性差遣演变为设立衙门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巡抚只能奉敕行事，不得擅权越职；中央派出镇守总兵和镇守太监，以对巡抚监督。
——摘自李晓辉《明代督抚制度研究——以中央地方关系为视域的考察》
材料二 清朝创新“大一统”思想，强调“中外一家”，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在此思想指导下，清朝废长城，拆藩篱，改土归流，内外一体治理……逐渐使边疆与中原融为一体，开启了一体化的新进程。
——摘编自陈季君《论中国古代边疆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清朝为中心》
材料三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司制度与巡抚制度的相同点和不同点。(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建立巡抚制度的作用。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创新“大一统”思想的意义。
(4)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亚当·斯密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经济“停滞于静止状态”。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请说明理由。
材料一：清代中国在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速增长，并伴随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陕西、甘肃两省地处黄土高原的中、西部，地理上较其他省份距新疆更近，甘肃省更是与新疆毗邻。在清代，甘肃一省的管辖范围远超过今天的行政区划，还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青海省的东部。为了镇守西陲，保持在当地的军事防御力量，有多达两万名满蒙八旗兵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兵，分别从东北、张家口、西安、宁夏等地奉调移驻。有组织的移民出关以甘肃省无业贫民为对象，经过招募，在官府组织及资助下分批前往新疆，安置于事先勘查好的屯区。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形成了大势，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各类形式的人口移动中都能看到陕甘回民的身影。如回民李应福，乾隆五十年(1785年)时他以73岁的高岭仍在新疆叶尔羌经营店铺。清廷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多种形式的人口迁移，以北疆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内地移民大量聚居的现象。
——摘编自华立《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材料二：英国拥有2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在1821~1831年间是110万人，1831~1841年间为127万人,1841~1851年间不下180万人。1750年以前,英国西部、西北地区人口稀少，比如兰开夏郡每平方英里只有156人。到了1851年，有几个主要区域平均人口密度都超过每平方英里800人，如伦敦、东兰开郡和西约克郡之间的工业区、西米德兰地区特别是伯明翰的工业区等。英国的总人口从1801~1831年中，每十年以将近16%的比率增长，而同一时期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得更为迅速。
——摘编自庄解忧《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乾隆中期陕甘人口向新疆迁移的主要形式及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人口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引发人口变化的因素。
材料 从国家治理兴衰成败的历史来看，每当人类社会面临转型期，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具有超前的创新意识，解放思想，成功推进国家治理的制度整体创新，哪个国家就把握了世界发展的先机，取得制度的优势，获得世界市场、技术、人才和资本的配置优势，实现优先发展、跨越式发展，造福本国人民。中国在农耕文明时期，其制度创新长期在世界领先，中国在这个时期，其饱含智慧的制度设计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提供了制度基础。反之，由于封建社会后期制度缺乏创新，中国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大约有200多年的时间。但是，不能因为这段时间的制度衰败就否定我国历史上曾经在国家治理制度上的辉煌。
——摘编自刘俊杰《制度创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中国古代的制度创新”就某个时段或总体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发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交逆贼贸易……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后，即开放海禁，翌年设立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海关。乾隆二十二年起清廷实行“独口通商”政策，将国内与西洋各国的贸易集中于粤海关一口。
——摘编自吴昊《禁海与开海——论清代前期政府海疆治策的转变》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外交的特点。(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材料 清军入关前，有专门处理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后更名为理藩院，就是处理藩部(包括边疆民族和周边部分国家)问题的政府部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廷修订《理藩院则例》,适用于边疆各个民族和地区。《理藩院则例》源于《蒙古律例》,而《蒙古律例》又是清朝先后颁行于蒙古的《盛京定例》《蒙古律书》《蒙古例》等法令的最后修订本。乾隆六年(1741),《蒙古律例》告成。尔后，又多次增补修订，至乾隆五十四年律例条文已有209条。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在理藩院设立“则例纂修馆”,在增补刊 印《蒙古律例》的同时制定《理藩院则例》。《理藩院则例》的编修，虽然是在《蒙古律例》的基础上增补的，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边疆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的情况而编修的。《理藩院则例》的制定是清朝在边疆地区的正式立法，用国家颁布的法律来约束各个民族地区，达到国家法制的统一。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盛世历史报告》
(1)根据材料，指出从《蒙古律例》到《理藩院则例》的主要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理藩院则例》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绝了民间一切的海外贸易。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径，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隆庆皇帝（明穆宗）被迫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清朝初期政府延续明朝的对外政策，对海外贸易严加限制。康熙时期，自开海禁之后，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认为“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且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因此于康熙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南洋海禁之后，本来一度繁荣的对外贸易，又复委顿。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重商主义是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认为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是国家致富的有效捷径。伊丽莎白一世执政时期，伍斯特1557年贫困人口比例为18%，诺威克1570年贫困人口比例为22%，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的贫困现象更加严重。16、17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时期，新兴的民族国家迅速转入了争霸战争之中，从16世纪后半期起，欧洲战火连绵。而此时的英国在欧洲诸国中显得弱小。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以国家的公共利益和绝对君权为最高利益，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强力推动了本国经济和政治的近代转型，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宫艳丽《论重商主义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崛起》
材料三 我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口岸的开放始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五口通商。以上海为首的首批口岸的示范效应，很快得到扩散，随着其他条约的陆续订立，中国开放口岸不断增加。到19世纪末，中国的开埠制度出现了关键性转变，“自开商埠”成为清政府商务和涉外政策的一种。据统计，晚清时期共开放口岸83处，依地域划分，东北26处，华北6处，华中5处，华东10处，华南20处，西南7处，西北9处。口岸开放城市约占晚清中等以上城市的28.37%，一般城市的10.81%。如此众多的开放口岸，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难以评估，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摘编自李玉《晚清政治经济史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与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的不同，分析英国实行重商主义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清末开放通商口岸的影响，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代立国规模宏阔，其疆土、经济、文物，较之秦汉，似乎尚有过之而不及。论其政治，依然还是秦汉传统规模，王室与政府分立，君权与相权互济，但唐代的政府组织之详备严密，实为汉代所未有，此后宋、元、明、清四代，都尊奉为行政圭臬。魏晋以下的门第新贵族，在唐代渐渐地和平消失于无形。自唐后，中国社会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故在唐代有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文化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材料二 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多次出兵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完成了对新疆、西藏的完全统一，击败沙俄侵略，收复台湾。在承认中央王朝统治前提下，允许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限自治；不同地区颁布了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通则》等相应的法律；各地因俗设官（制），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等；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用封爵、给俸、联姻、朝觐等措施加强联系；不断赐封喇嘛教领袖，在蒙藏地区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蒙古族集中生活地区划定牧区、屯田（新疆）、实行招民开垦（西南地区）等，大力发展边疆经济。
——摘编自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等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并分别评价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代前期稳固边疆的特点及贡献。
材料一 西夏文是西夏立国前仿照汉字创制的，与汉字一样，属表意性质的方块字，形体方整，结构复杂，笔画较多，其文字构成受到汉字“六书”影响，有规律可循。《宋史》记载西夏文“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文创制后，便“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精心编纂的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工具书，也是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词典。全面反映西夏法律、社会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既取法中原王朝法典之长，又依据西夏实际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中华法系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摘编自史金波《西夏文中的中华文明》
材料二 1728年，雍正帝发动了一场推广“官话”（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北方官话）的运动，这场运动以福建、广东为中心，涉及到全国“凡有乡音之省”，要求“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如八年之外，不能官话者，举人贡生监童俱暂停其考试，遵照在案。”此后，福建、广州一带先后建立起了很多专门学习官话的书院——“正音书院”。
——摘编自邓洪波《清代的推广官话运动考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夏文的特点及其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发挥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分析雍正帝推广“官话”的目的。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知识，谈谈你对当今社会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上， 出现了几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乾盛世”等等。三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统治者都能从前代汲取教训，居安思危，关注民生，克勤克俭，以德义感化百姓;在治理上为官择人，注重吏治，改革法制，减轻刑律，缓和矛盾，取信于民，从而有助于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在“治世”“盛世”的初期，生产都不是高度的发展，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解放奴婢，驱民归农，奖励垦荒，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不夺农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摘编自裘斌 《中国古代 “治世”与“盛世” 成因探析》
材料二 康乾时期， 国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在盛世“光环”之下，我们应该看到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滋生贪腐。和珅、王皇望都是这一时期巨贪的代表。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人口资源环境危机显现，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1796 年至1804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清政府花费了!亿2000万两白银才将其平定下去。随着闲关镇国思想和重农抑商政策越来越深化，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枯竭，而同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轰轰烈、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消彼长，清王朝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可避免地减弱了。
——摘编自唐博 《深度探秘:康乾盛世的AB面》
(1)根据材料- -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世”“ 盛世"出现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康乾盛世”背后隐藏着何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