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材料   敦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其命名始于汉代，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敦煌郡，都尉府所在地实际上就成为敦煌郡城市的雏形，敦煌城市由此兴起。图1、图2、图3分别为汉代、唐代、清代敦煌故城形态演变，图中角墩、马面、羊马城等都属于城防系统。

——摘编自王新敏、石培基、聂晓英《历史时期敦煌城市演变与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   羁縻治策出自春秋战国，在秦汉至唐宋时期，羁縻治策的基本内容是封建王朝借助边陲夷狄首领的势力进行控制，即根据势力的强弱，分别赐其首领以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实行土职代管或与所设郡县参差而治，象征性地征收少量贡纳。朝廷对各级土职的管理相当松弛，未进行严格的制度性管理。羁縻治策的施行对象包括边疆的夷狄和与封建王朝有往来关系的邻邦。羁縻治策的不少思想和策略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总结而来的，这些思想和策略未必适合南部边疆复杂多元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民族长期交融的情形，致使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长期停留在对外防御和编织边疆藩篱的层面，也忽视了对边疆的深度统治和经济经营。

——摘编自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

材料二   明朝在设置卫所以外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农业地区由于广设卫所而进步很快，土司地区则听任土司施治，致使发展滞后，相关的矛盾由此产生。雍正前期的西南边疆存在部分土司危害社会，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严重问题，为此，雍正进行改土归流，扫清了清朝深入统治西南边疆的障碍，内地人口大量移居西南边疆，有效缓解了内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压力。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俗而治”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政治上任用当地部落首领，经济上不改变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上顺应风俗习惯，边疆地区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地理上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形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和尊重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差别的前提下的一体化。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