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材料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章程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西藏军政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如图为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形势图

材料二   清前期边疆治理的部分措施

材料一   古代中国始终将政治安全放于首位，倡导忠君爱国理念，维护政权稳定。古人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农业经济的维护。同时将“富国强兵”作为政治安全的保障，注重提升军事实力。统治者一再强调居安思危，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保证了与匈奴、吐蕃等民族的和平交往，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中国周边环境和平起到巨大作用。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东方封贡体制和宗藩观念。

——摘编自赵明畅《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晚清国家已岌岌可危，文祥等人认为影响国家安危的原因在于中国“在内无深知洋务之大臣，在外无究心抚驭之疆吏”，主张“驭外之端”为保证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甲午战争之败与庚子事变，虽然逼出了清末新政，但清朝主要政体并无改变。皇权无法彻底放弃专制而建立近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传统的“国家安全”已摇摇欲坠。1912年初，清帝国“安全体系”彻底崩溃。

——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三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指的是国家利益、特别是重大国家利益免受威胁或危害的状态。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安全的内涵不断丰富，其构成也随之拓展。传统的国家安全除不言而喻的政治安全外，主要是指军事安全。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安全地位上升，因而有人把国家安全表迷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有机结合，称之为综合安全。此外，还有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等。

——摘编自马维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新国家安全观》

材料一   康熙年间，清廷重新统一台湾后，并没有戮杀郑氏。鉴于投降官兵的顾虑，施琅上书建议朝廷就地安置，获准。面对朝廷对是否在台湾驻军的分歧，施琅等人则以实际调查为依据，提醒朝廷重视台湾的地位，这为康熙帝最终决定让清军留守台湾起了关键的作用。清廷在台湾设立府、县机构之后，又适时地采纳地方官员的意见，在台湾地区轻赋薄税。加上此时海禁解除，大量闽南人移居台湾，使得妈祖信仰（我国沿海地区的一种民间信仰，妈祖为传说中掌管海上航运的女神）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

——摘编自陈丽萍《施琅对妈祖信仰的推崇及其时代价值》

材料二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汇集了清朝皇帝围绕台湾事宜颁发的各种谕旨，从顺治朝到光绪朝总计达2400多件，涉及各个方面。满文台湾档案，主要集中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这些档案以清朝国语的形式详细记载了台湾的政务活动。其记载从康熙朝开始，清政府特设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满汉各一员，一年一换。从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的考生就参加福建的举人考试，一直有固定的录取名额，档案中也有台湾县、凤山县考中举人的名单。还记载台湾震灾、水灾情况及清政府进行赈济的奏折。

——摘自《中国档案报》

材料一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大事记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 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唐朝统治者具有“华夷一家”的观念，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往来。来到唐 朝的各国使者、商人、教徒、艺人等络绎不绝，日本派遣的“遣唐使”就达13次。……据韩愈记载，“岭之南，其州七千……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唐朝在广州设置了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并在长安、扬州等地为来华经商的波斯、阿拉伯侨民设有“蕃坊”特区，发展为繁华商业区。

——摘编自李庆新《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康雍乾三朝绘制疆域图简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