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代对缅中行省的管理特点并阐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加以阐释。
材料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章程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西藏军政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乾隆时期颁布《藏内善后章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颁布《藏内善后章程》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 明清省制经历了从明初废行省、设三司，到后来设置巡抚、总督，以及督抚地方行政化的演进过程。因之，从明中叶开始，督抚由不参与地方政府祭祀，转变为参与祈雨、祈晴等祈禳活动，进而逐渐参与并主导地方常祀。乾隆十六年正式确立了督抚的仪式地位，此后，督抚通过编纂行省祀典、主导春秋常祀与朔望行香，在仪式上进一步确定其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吏的统属关系。在祭祀层级方面，明末以降先后出现都城隍、省城隍等名号及与布政司、按察司相对应的神庙，乾隆时期某些省份甚至出现系统创制省级神祇名号的举措，不过，这些实践并未被升格为礼制。这表明，从行政维度来看，行省的创设已有数百年之久，但迟至20世纪初，行省在礼仪维度的地位仍非无可争议。
——摘编自刘永华《祀典仪式视野下的明清省制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省制在礼仪维度演进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省制演进在礼仪维度的表现。
材料一 明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张的做法，继承汉唐“守中治边”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同时，为防范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守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在南方边疆地区，明朝以卫所驻守各地；在卫所以外的边远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官府对其“不过岁输贡赋，示以羁縻”。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 顺治年间 | 达赖五世进京，顺治帝待以殊礼，并赐给达赖五世黄金550两、白银11000两，大缎1000匹及珠宝玉器和马匹 |
| 康熙年间 | 清宗室之女固伦荣宪公主、和硕端静公主等七人，下嫁科尔沁蒙古部的亲王、郡王 |
| 雍正年间 | 雍正帝对前代贬低夷狄不以为然，认为“蒙古及边诸部落，俱归版图，……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始设置驻藏大臣；在西南先后改东川、乌蒙、镇雄土府为府、州，设流官并派兵镇守；青海蒙古正式编旗，共置蒙古28旗，由西宁办事大臣兼任盟长 |
| 乾隆年间 | 颁布《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西藏章程》 |
——据《中国大通史·清（1644—1840）》整理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朝边疆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概括清朝边疆治理中的制度创新。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时期治边理念的变化。
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在北方边界扩建长城，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汉武帝通过三次大战，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汉宣帝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于是采取“羁縻”政策。元朝在西藏、青海、外东北、西伯利亚东部设置行省，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征服准噶尔势力等，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染指台海地区。李鸿章等部分官员意识到东南沿海防御的重要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沙俄与英国支持的阿古柏侵入新疆，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还主张大规模“移民实边”；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一定程度抵制了列强侵略，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一 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社会经济、民族立法、宗教文化等。清朝统治者注重民族关系的调整，清入关以后，世祖把调整满汉关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五年（1648年）又下令允许满汉联姻，特别是康熙朝颁行了崇儒祭孔之令、开博学鸿词科之令、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令等。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亦十分重视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朝觐年班、联姻等。清朝统治者遵循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加强规范。先后颁布了《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律。清政府还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增强边疆蛮夷的素质，增进他们的国家观念。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美国政府利用土地政策刺激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西部的开发。在推动西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还重视西部民主政治的建构。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规定：“保证西北领地的人们有信仰自由、比例代表制、陪审制、习惯法特权、人身保护法以及私人契约的保障，禁止奴隶制，禁止制定保存巨额遗产的贵族继承法”。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土著印第安人和移民集团（主要指非欧洲移民）的问题，美国政府改变了最初的民族理论——“盎格鲁遵从”理论，转而推行“熔炉”政策。“熔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三 治国必治边，强国先强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边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边疆不仅具有边疆性、多元性特征，更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特征。边疆的多重样态决定了边疆治理具有多重任务，不仅要稳定边疆、富裕边疆，更要建设美丽边疆、强盛边疆。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吕文利《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边疆治理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美边疆治理的异同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美两国边疆治理的历史启示。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朝内民族交融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蒋毓英主编《台湾府志》为清朝首部台湾府志，其记载郑成功攻克台湾时，舟师搁浅，“水忽涨十余丈，巨舰毕入”，编者认为此“非天之相此逆旅也，盖将借手以式廓国朝无外之疆域”。清军收复台湾时，则“咸水苦军士，而海岸忽涌甘泉，众无渴患。一战而澎湖克复”。
——摘编自[清]蒋毓英主编《台湾府志》
材料二 自康熙至道光，台湾府、厅、县志修成且保存至今21部，另有私人纂修志书多种。其中，有关台湾收复后社会变化的记载随时间推移而增多。如乾隆年间《重修凤山县志》记载台湾由“不粪种”“种植后听其自生，不事耘除”，到“生齿日繁……勤耘耨、浚沟洫，力耕不让中土”，而雍正年间《台海使槎录》等志书亦载台湾少数民族从“无田器”，到“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以至“礼节近亦渐学汉人”，“骎骎乎有中土之习”。
——摘编自柳浪《清朝台湾地方建置与方志编纂研究》等
材料三 同治年间，台湾《淡水厅志》修成，其序言强调淡水乃“沿海七省藩卫”，“海防尤重”。光绪年间所编《恒春县志》则记载日本“觊我土地”，朝廷派沈葆桢“提兵渡台”，“以公法条约，折冲于尊俎之间”，事毕，恒春设县，而“日本之役为恒春设县之由，……不可不备录之，以符数典不忘之意”。
——摘编自《清代台湾方志汇刊》
(1)材料一中，《台湾府志》记载“水忽涨十余丈”和“海岸忽涌甘泉”两起事件，作者有何动机？(2)根据材料二，概括台湾收复后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3)材料三中两部台湾地方志的记载，反映了哪些历史背景？
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当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文和满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乾隆帝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摘编自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
材料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民族深受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政策主旨定位为“领导各民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意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摘编自郑大发《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前期民族观念的历史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孙中山民族观念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自清代前期至近代中国民族观念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