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代对缅中行省的管理特点并阐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加以阐释。
材料一
秦朝形势图 西汉形势图
材料二 为巩固统一，元朝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设立驿站，为公差人员提供交通和生活服务，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又隔一定距离分设急递铺，负责传递公文。在地方管理上，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当时中央的宰相机构是中书省，委派官员代表中书省处理地方事务，逐渐固定常设，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除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外，全国共设10个行省。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清朝前期开拓和巩固边疆的举措简表
| 东北 | 打击沙俄，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 |
| 北方 | 入关前打败并收降漠南蒙古，后在漠北、漠南蒙古地区设内蒙古盟旗、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
| 西北 | 打败漠西蒙古准噶尔叛乱，设立伊犁将军管辖 |
| 西藏 | 册封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设立驻藏大臣，实行金瓶掣签制度 |
| 西南 | 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 |
| 东南 | 打败郑氏政权，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
——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相较于秦朝，西汉版图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在管理边疆方面的创新之处，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归纳清朝前期经略边疆举措的特点。
材料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章程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西藏军政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乾隆时期颁布《藏内善后章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颁布《藏内善后章程》的历史意义。
（1）在下列方位示意图上，填写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的措施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A.辽阳行省B.澎湖巡检司C.宣政院D.驻藏大臣E.修筑长城
F.西域都护府G.雅克萨之战H.台湾府I.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J.伊犁将军K.安西都护府L.平定回部叛乱M.河西四郡
（2）根据上述史实归纳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统王朝与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都设在现在五个城市或其附近，这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如果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首都所占历史时期也正好明显地分开：前一组占据了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后小半段历史。
——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材料二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访华团时的讲话
(1)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一所示历史现象进行解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20世纪80年代“东西南北”问题突显的历史背景，并指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朝内民族交融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蒋毓英主编《台湾府志》为清朝首部台湾府志，其记载郑成功攻克台湾时，舟师搁浅，“水忽涨十余丈，巨舰毕入”，编者认为此“非天之相此逆旅也，盖将借手以式廓国朝无外之疆域”。清军收复台湾时，则“咸水苦军士，而海岸忽涌甘泉，众无渴患。一战而澎湖克复”。
——摘编自[清]蒋毓英主编《台湾府志》
材料二 自康熙至道光，台湾府、厅、县志修成且保存至今21部，另有私人纂修志书多种。其中，有关台湾收复后社会变化的记载随时间推移而增多。如乾隆年间《重修凤山县志》记载台湾由“不粪种”“种植后听其自生，不事耘除”，到“生齿日繁……勤耘耨、浚沟洫，力耕不让中土”，而雍正年间《台海使槎录》等志书亦载台湾少数民族从“无田器”，到“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以至“礼节近亦渐学汉人”，“骎骎乎有中土之习”。
——摘编自柳浪《清朝台湾地方建置与方志编纂研究》等
材料三 同治年间，台湾《淡水厅志》修成，其序言强调淡水乃“沿海七省藩卫”，“海防尤重”。光绪年间所编《恒春县志》则记载日本“觊我土地”，朝廷派沈葆桢“提兵渡台”，“以公法条约，折冲于尊俎之间”，事毕，恒春设县，而“日本之役为恒春设县之由，……不可不备录之，以符数典不忘之意”。
——摘编自《清代台湾方志汇刊》
(1)材料一中，《台湾府志》记载“水忽涨十余丈”和“海岸忽涌甘泉”两起事件，作者有何动机？(2)根据材料二，概括台湾收复后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3)材料三中两部台湾地方志的记载，反映了哪些历史背景？
材料一 （元明时期）中央王朝的治藏方针往往通过西藏地方政权来贯彻，由于缺乏有效监督，极易导致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或达不到预期效果。1717年准噶尔部突袭拉萨，虽然最终被清军击败，但其势力始终威胁西藏。西藏地方政权内部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雍正皇帝因此决定向西藏派遣驻藏大臣，办理前后藏一切事务。1791年廓尔喀入侵西藏，驻藏大臣一方面向清廷奏呈战争情况，另一方面协调西藏地方与进剿清军的关系，督办粮饷。战争结束后，驻藏大臣又协助制定《藏内善后章程》（经清王朝批准后颁布实施），并劝导西藏地方政权减免赋税，请求中央王朝赈恤。当西藏发生疫情时，驻藏大臣又下令建房安置，捐款购买药品等安抚民众。此外，驻藏大臣还协同达赖喇嘛等处理一般事务，并经常协调西藏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化解各种矛盾。
——摘编自陈柏萍《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9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先后作出《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细则》《关于西藏地区土地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大决议部署。百万农奴和奴隶从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获得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获得现代意义上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公民权利。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西藏自治区成立。
——摘编自余志坤《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设置驻藏大臣的背景及其职责，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政治前提，并分析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朝与新中国治理西藏的相似之处，以及政府进行地方治理时应考虑的因素。
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当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文和满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乾隆帝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摘编自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
材料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民族深受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政策主旨定位为“领导各民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意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摘编自郑大发《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清代前期民族观念的历史特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国时期孙中山民族观念的内涵及其形成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自清代前期至近代中国民族观念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