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材料一   清朝的版图广阔稳定，统治者具有明确的国土守护意识，因此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社会经济、民族立法、宗教文化等。清朝统治者注重民族关系的调整，清入关以后，世祖把调整满汉关系提到重要议事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下令开科取士，顺治五年（1648年）又下令允许满汉联姻，特别是康熙朝颁行了崇儒祭孔之令、开博学鸿词科之令、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令等。在调整满汉关系的同时，亦十分重视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制定笼络安抚少数民族上层的各项政策，如封爵、给俸、朝觐年班、联姻等。清朝统治者遵循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根据边疆蛮夷的特点分别施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加强规范。先后颁布了《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等法律。清政府还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增强边疆蛮夷的素质，增进他们的国家观念。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指对西部的开发与治理。1862年，美国颁布《宅地法》，规定“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交付10美元登记费，即可在西部领取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美国政府利用土地政策刺激移民的涌入，加快了西部的开发。在推动西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美国还重视西部民主政治的建构。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规定：“保证西北领地的人们有信仰自由、比例代表制、陪审制、习惯法特权、人身保护法以及私人契约的保障，禁止奴隶制，禁止制定保存巨额遗产的贵族继承法”。同时为了更好的解决土著印第安人和移民集团（主要指非欧洲移民）的问题，美国政府改变了最初的民族理论——“盎格鲁遵从”理论，转而推行“熔炉”政策。“熔炉”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文化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三   治国必治边，强国先强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边疆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边疆不仅具有边疆性、多元性特征，更具有基础性与战略性特征。边疆的多重样态决定了边疆治理具有多重任务，不仅要稳定边疆、富裕边疆，更要建设美丽边疆、强盛边疆。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建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吕文利《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材料一   大唐王朝利用军事优势构筑了基于羁縻统治形式的庞大帝国。羁縻州又称为“蕃州”，首领须接受朝廷颁发的印信，实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治管理方式，由朝廷的派出机构都督府或都护府代行具体管理职责。在羁縻体系下，羁縻各州名义上是以“州、县”划分属民或属部，实际仍维持原有的部落组织习惯，各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羁縻州只是形式上接受政府管辖的非正式州、县，故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有着本质的区别。

——摘编自杨军《羁縻体制与古代边疆》

材料二   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羁縻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1762年，乾隆皇帝在统一了天山南北路以后，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口较多的地区，实行州县制，其行政、司法、税收等制度均同于内地各省。在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中，实行“札萨克制”“伯克制”，册封或任命各族首领，由他们对本地区本民族人民直接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仍按旧俗。近代边疆危机迫使清政府对其边疆治理政策进行调整，1884年11月，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实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取消原为伯克、阿訇所掌握的司法权，各级官府把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作为重要职责，实力推行。1885年，孤悬东海的台湾继之建省，1907年，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等

材料   明代在东北的驿站以辽阳为中心，向各个方向延伸。清朝在东北有少数驿站沿用明代旧站或路线，主要集中在盛京。清朝彻底打破了明代在东北的驿站旧有布局。顺治初年，沙俄势力已扰及黑龙江流域。康雍时期，清政府构建防俄固边的战略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修建大量的驿站。乾隆时期，在东北原有一些站道上增加驿站，优化驿站配置，并进一步开设新驿站。自近代以来，东北再次受到沙俄的步步进逼，清朝不得不在东北布防重兵，增设驿站成为急务。清朝在东北采取“以站养站”的方式，驿站驿丁在政府差使的同时，靠自己垦荒种地来养活自己和家属。东北地区许多从来未曾有过人烟的地方就这样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刘文鹏《论清代东北驿站功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