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史料一　明初，明蒙之间的贡市就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俺答汗“无岁不求贡市”，遭明朝廷拒绝。1541年，蒙古骑兵掠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叩关请降。阁臣高拱、张居正主张抓住机会与俺答汗和解结盟。隆庆皇帝亦主张“华夷一家”、“并包兼育”。俺答汗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汗愿“啮臂盟，世服属无贰”。明朝荣归其孙，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呈表请封，情真意切。史称“隆庆和议”。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史料二　清朝一改明代与各教派首领等距离联系的政策，选择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基本政策。……清初面对统一全国的诸多严峻形势，承认了蒙古固始汗与五世达赖联合治理西藏的事实。1721年春，清政府分析当时形势，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后，改革西藏行政体制，采取噶伦（藏语音译，意为发布命令的官员）共同掌政的制度。噶伦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联合掌权。从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汗王掌政。……随着噶伦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渐认识到，设置诸多噶伦，易造成彼此间权力之争。……清政府于1751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清政府又于1727年（雍正五年）派内阁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驻扎西藏，派驻藏大臣遂成定制。……乾隆时期又实行金瓶掣签制度，将转世灵童的认定置于驻藏大臣的监督之下。……1718年至1720年间，清军兵分两路入藏，驱逐准噶尔。随后清政府留军两千驻防。1721年再由云南、四川各调500名兵丁入藏。

——摘编自曹利华《明清两朝之治藏政策及其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在大量任用儒家人士作为国家治理的栋梁同时，设四于学，把《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译为蒙古文。忽必烈用大一统的思想指导正史修撰，把《宋史》《辽史》《金史》同列为正史，不去强调“华夷之辨”，这蕴含着“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忽必烈还继承了多民族中国经济发展重视农业的历史传统，专门组织编撰了《农桑辑要》，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为劝农官，并将中华民族历史传说人物和杰出人物都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

——摘编白王文光、马宜果《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的衡量标准是血缘、地缘和礼仪三个标准并行，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占据主流。清军入关后，康熙帝强调“无分内外，视同一体”，雍正帝说“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帝所主“大一统”，改变了“中国”的疆域定位：将历代传统限定在长城以内的“中国”的政治与疆域之版图，扩展到长城以外的“三北”及各边疆地区，即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皆涵盖在“中国”之内。

——根据李治亭《清帝“大一统”论》等整理

材料一   清朝统治者在许多重要的政治场合和重要的官方文件中，特别注意避免对边疆少数民族使用带有刺激性的“夷狄”字样和称谓。乾隆时，还为此处分过一些大臣。清朝利用政权的力量，对传统的“华夷论”进行大规模的批判。当时，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近代领土、边界、主权观念。特别是乾隆皇帝本人，除通晓汉文和满文之外，还特别注意学习蒙语、藏语、维吾尔语。乾隆帝还下令，将这五种民族文字题刻在皇家许多重要建筑上。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改造热河避暑山庄正门——丽正门时，用汉、满、蒙、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了门额，以显示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摘编自张羽新《清代前期各民族统一观念的历史特征》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以“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即“五族共和”。这一时期（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国旗也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横长方条，表示“五族共和”之意。

——摘编自杨梅《“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教科书如何演变》

材料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各民族深受封建势力、国民党反动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将民族政策主旨定位为“领导各民族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积极宣传“民族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意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摘编自郑大发《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百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