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明清三朝，缅甸一直与中国保持宗藩关系。元朝军队灭亡南宋后，于1287年成立缅中行省。缅甸蒲甘王朝国王兼任元朝缅中行省的丞相，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明朝兴起后，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成为明朝的“土司”。清朝乾隆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最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此战造成东南亚一大变局。
材料二 进入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的加剧，东亚宗藩体系岌岌可危。1885年，在经历三次英缅战争之后，英国将缅甸纳入其在南亚的殖民体系和条约体系，缅甸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886年，中英双方在北京订约，第一条规定缅甸对中国仍守十年一贡之制，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并没有履行这一规定。1887年10月11日，中英《缅甸条约》签订，清缅宗藩关系正式终结，这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体制瓦解的缩影。
——摘编自何瑜、张波《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材料三 1950年6月，中国和缅甸建交，但少有往来。朝鲜战争基本结束后，周恩来指出要“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与此同时，朝鲜战争使缅甸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中缅的关系改善推动了中国与泰国的接触，也推动了缅甸与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同时，缅甸力邀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一系列外事活动让周恩来观察到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看到“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
——摘编自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元代对缅中行省的管理特点并阐述清朝国家疆域奠定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缅邦交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缅关系加以阐释。
材料一
秦朝形势图 西汉形势图
材料二 为巩固统一，元朝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设立驿站，为公差人员提供交通和生活服务，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又隔一定距离分设急递铺，负责传递公文。在地方管理上，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当时中央的宰相机构是中书省，委派官员代表中书省处理地方事务，逐渐固定常设，称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除今天的河北、山西、山东地区由中书省直辖外，全国共设10个行省。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三 清朝前期开拓和巩固边疆的举措简表
| 东北 | 打击沙俄，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 |
| 北方 | 入关前打败并收降漠南蒙古，后在漠北、漠南蒙古地区设内蒙古盟旗、乌里雅苏台将军管辖 |
| 西北 | 打败漠西蒙古准噶尔叛乱，设立伊犁将军管辖 |
| 西藏 | 册封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设立驻藏大臣，实行金瓶掣签制度 |
| 西南 | 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 |
| 东南 | 打败郑氏政权，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
——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上）》整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相较于秦朝，西汉版图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2)根据材料二，概括元朝在管理边疆方面的创新之处，并分析其历史作用。
(3)根据材料三，归纳清朝前期经略边疆举措的特点。
材料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章程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章程还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西藏军政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乾隆时期颁布《藏内善后章程》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颁布《藏内善后章程》的历史意义。
（1）在下列方位示意图上，填写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的措施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A.辽阳行省B.澎湖巡检司C.宣政院D.驻藏大臣E.修筑长城
F.西域都护府G.雅克萨之战H.台湾府I.平定准噶尔部叛乱
J.伊犁将军K.安西都护府L.平定回部叛乱M.河西四郡
（2）根据上述史实归纳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一统王朝与分裂时期以及近现代的首都主要都设在现在五个城市或其附近，这五个城市即西安、洛阳、北京、南京与开封。……如果从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而言这五个城市可以分成两组：东西向的西安、洛阳与开封，南北向的北京与南京。这两组首都所占历史时期也正好明显地分开：前一组占据了前大半段历史，后一组则占据了后小半段历史。
——周振鹤《东西徘徊与南北往复——中国历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
材料二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访华团时的讲话
(1)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一所示历史现象进行解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20世纪80年代“东西南北”问题突显的历史背景，并指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材料 “中国”从上古时代起，就是由水稻、小米、牛羊多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由辽河红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等不同类型文化共同构成。到了春秋战国，更把这一文化拓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一个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到了秦汉时代，则以“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终于奠定“中国共同体”。到了隋唐时代，新的大一统王朝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又一次开启了具有“天下”格局的“中国共同体”。疆域更广阔、族群更复杂的蒙元时代，过去的宋、辽、金、西夏都已融汇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因此蒙元时代可以把《宋史》《辽史》《金史》都算入“中国史”，不分彼此，一起修撰。明王朝使得南北经济重心彻底逆转，带动了西南边远地区的开发，强化了中国核心区域的文化同一性。到了清代，台湾并入州县，西南改土归流，回部、西藏、蒙古等族群和区域重新纳入版图，使得“华夏/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疆域辽阔、族群众多、文化复杂的大帝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一个材料中提及的重要历史时期，概括其在“中国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并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连贯成文）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治理的变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朝内民族交融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在大量任用儒家人士作为国家治理的栋梁同时，设四于学，把《论语》《大学》等儒家经典译为蒙古文。忽必烈用大一统的思想指导正史修撰，把《宋史》《辽史》《金史》同列为正史，不去强调“华夷之辨”，这蕴含着“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忽必烈还继承了多民族中国经济发展重视农业的历史传统，专门组织编撰了《农桑辑要》，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为劝农官，并将中华民族历史传说人物和杰出人物都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之中。
——摘编白王文光、马宜果《元朝的大一统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古人们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莫过于“华夷之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的衡量标准是血缘、地缘和礼仪三个标准并行，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占据主流。清军入关后，康熙帝强调“无分内外，视同一体”，雍正帝说“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帝所主“大一统”，改变了“中国”的疆域定位：将历代传统限定在长城以内的“中国”的政治与疆域之版图，扩展到长城以外的“三北”及各边疆地区，即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皆涵盖在“中国”之内。
——根据李治亭《清帝“大一统”论》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忽必烈大一统实践的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代“大一统”思想的新变化。结合所学知识用一句话概括清朝辽阔疆域的历史价值。
材料 明清省制经历了从明初废行省、设三司，到后来设置巡抚、总督，以及督抚地方行政化的演进过程。因之，从明中叶开始，督抚由不参与地方政府祭祀，转变为参与祈雨、祈晴等祈禳活动，进而逐渐参与并主导地方常祀。乾隆十六年正式确立了督抚的仪式地位，此后，督抚通过编纂行省祀典、主导春秋常祀与朔望行香，在仪式上进一步确定其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吏的统属关系。在祭祀层级方面，明末以降先后出现都城隍、省城隍等名号及与布政司、按察司相对应的神庙，乾隆时期某些省份甚至出现系统创制省级神祇名号的举措，不过，这些实践并未被升格为礼制。这表明，从行政维度来看，行省的创设已有数百年之久，但迟至20世纪初，行省在礼仪维度的地位仍非无可争议。
——摘编自刘永华《祀典仪式视野下的明清省制演进》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省制在礼仪维度演进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省制演进在礼仪维度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