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因西北陆路通道阻塞，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发展。……与宋通商的国家除了日本、高丽以外，还有散布于印度支那半岛、南海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海岸的海南诸国与西天诸国共50多国……两宋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等处设置市舶司与市舶务，主管进出口贸易……市舶收入不少，仁宗皇祐年间，岁入53万余贯，南宋高宗时达到200万余贯。

——李春棠、侯力《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明朝初年，曾与朱元璋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之余部，入海为盗，且“每诱岛倭入掠”。《皇明祖训》记朱元璋认为，日本、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15国，“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朝廷“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