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开始大力引进高产或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如南洋的番薯、南美洲的玉米、巴西的花生、吕宋（菲律宾）的烟草等。水稻逐渐推广到北方。清代，这种作物交流的势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农民生活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棉花的种植也进一步向北方推广，其收益已超过传统的桑麻作物。优良棉花品种不断出现。许多地区棉花的种植已成为商品生产。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神宗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
材料三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融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材料四 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海外贸易蓬勃发展。中国精美的丝绸和瓷器等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有着极好的销路，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到万历年间，白银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手中握有大量白银的徽商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进行大宗的商品长途贩卖。明朝后期，许多富商带着大量资本经营起矿冶业等产业。在这种历史潮流推动下，徽州的士人十之七八“以儒而贾”，甚至“左儒而右贾”，习以为常。
——摘编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材料五 中国、西欧社会经济发展部分数据比较表
| 时间 | 占世界GDP份额（世界=100） | 人均GDP（1990年国际元） | ||
| 中国 | 西欧 | 中国 | 西欧 | |
| 1500年 | 25 | 17.9 | 600 | 774 |
| 1600年 | 29.2 | 19.9 | 600 | 894 |
| 1820年 | 32.9 | 23.6 | 600 | 1232 |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主题二 思想的新变化
材料六 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邦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割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旻《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
材料七 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摘编自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八 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则拿出了……资产阶级国家蓝图。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主题三 明清文学艺术与科技
材料九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戏曲和小说等通俗文学进入兴盛时期，成为市民文化消费的潮流，如《牡丹亭》《明珠记》《金瓶梅》《西游记》《隋唐志传》等，许多文人如汤显祖、叶宪祖、冯梦龙都参与了创作编选，很多戏曲和通俗小说的原型人物在民间受到社会各界追捧，成书之后备受欢迎，这是明代刻书业兴盛的重要原因。刻印戏曲小说的书商和坊肆相继出现，有的甚至自编、自选、自刻、自销，如湖州臧懋循等，一时间各地书坊林立，私家刻书之风盛行，所刻书籍的数量和出书速度都超越了前代。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十 晚明时期中国涌现出一批总结性的科学巨著，兴起了一股科学思潮。徐光启等人认为西方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方法是西方科学优越性的根本所在。晚明学人试图通过翻译《几何原本》从科学方法论层次来救偏理学“虚玄幻妄之说”的倾向。他们迫切希望能借助“远西奇器”来解决明朝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宋应星提出“穷究试验”“凡事皆须试验而后详之”的实学思想，他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要亲身实践，以达到知行合一。
——摘编自施威、王思明《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等
材料十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并不只是单向的西学东渐，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一个中学西渐。葡萄牙在租借澳门后，中国产品如丝绸、陶瓷、茶叶等，更多地输往欧洲。一些传教士推介孔子思想的同时，将儒家经典如“四书”及《周易》《书经》《孝经》《诗经》《礼记》等翻译为西文出版。葡国传教士曾德昭的《大中华帝国志》，全面介绍了中国历史、地理和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游览了承德避暑山庄，随员巴罗在《中国游记》中盛赞了山庄的园林建筑：“错落有致，间隔合宜，恰到好处，互相衬托”。另一学者又专门指出中国园林有更高级的美——不规则的自然美，这推动了英国“不规则园林”运动的兴起。随后，整个欧洲掀起了仿建中国园林的热潮，并修建了许多包含中国元素的建筑，其中不乏代表性作品。
——改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中华文明史（第四卷）》等
材料十二 16-18世纪欧洲与中国重大科学技术成就比较表（节选）
| 年代 | 欧洲 | 中国 |
| 16世纪中前期 | 1543年，波兰科学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成为近代天文学的起点。 | |
| 16世纪后期 | 1591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定律。 | 1578年，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开植物学科学分类之先河。 |
| 17世纪中前期 | 1609年，伽利略制造了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 1639年，徐光启完成《农政全书》，全面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引进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 |
| 17世纪后期 | 1687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创理论物理学。 | 梅文鼎兼采中西数学成就，著《方程论》《筹算》《弧三角举要》等。 |
| 18世纪初 | 英国天文学家弗兰斯提德制成第一张星象图。 | 1708-1718年，康熙皇帝组织欧洲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绘制《皇舆全览图》。 |
| 18世纪中后期 | 1769年，英国发明家瓦特改进蒸汽机1774年，法国科学家拉瓦锡提出化学反应过程中的质量守恒定律。 | 1789年，吴瑭著《温病条辨》，使传染病学说更趋完整和系统。 |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经济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2)据材料四，指出明朝中期“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国内因素，概括白银内流推动的商业发展表现。
(3)根据材料六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发展及其原因。
(4)根据材料七，概括明清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及产生的原因。
(5)根据材料九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中后期印刷业兴盛的原因。
(6)根据材料十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明时期科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能力提升*
(7)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江南市镇的特点。并从经济、思想方面等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8)据材料五，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结合所学，谈谈你对这种态势的总体认识。
(9)根据材料十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东学西渐”对欧洲的影响。
*历史纵横*
(10)根据材料八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转型。
(11)从材料十二中任意提取两条相互关联的历史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阐述。（要求：信息相互关联，论题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到了明代，随着政府强制性植棉种桑政策的推行，江南地区植棉业日益发展，形成了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兼及苏州府、嘉兴府部分县镇的棉花种植区。这些植棉区域的种植本身即为目的性明确的商品性生产，出现了“沙土高仰，粒来不产，仰食外郡……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来充兑（粗税）”的新经济现象。江南地区沿河网密集分布的棉花交易中心，在明清商品市场，尤其是棉花市场网络中起着基本网络的作用。江南地区的棉花贸易已大大超出了江南地区区域性市场的限制，而是走向全国。“以百里之所子。常供数省之用”，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全国性市场。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花市场分析》
材料二明清时期棉花在湖北各地都有生产，汉阳、孝感都是著名的棉布产地。汉口市场中棉花并非大宗商品，但在清末，汉口逐渐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汉口得江汉水系之利，又是铁路干线连接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向中国大肆倾销洋纱，以弥朴棉纺织品的销售在中国不理想的局面。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局后，为降低成本，决定改良湖北棉花品种，引进纤维长、产量高的美洲棉种。棉花种植户的收益相对较高，也自愿扩大植棉面积，有的农民购买洋纱作为经线，用棉花纺的土纱作为纬线，这种“洋经土纬”的土布很耐用，也深受农民喜欢，因而有的农村出现了专门加工棉花的职业，到19世纪末，汉口棉花交易仅次于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棉花市场。
——摘编自黄继东《清末民初汉口棉花市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繁荣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汉口棉花市场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作用。
| 时间 | 全国人口总数（单位：万人） |
| 顺治九年（1652年） | 1448.3 |
|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 | 2358.7 |
| 乾隆六年（1741年） | 14341.1 |
| 道光十四年（1834年） | 40100.8 |
| A．西医传入并得到了普及 |
| B．赋税政策调整推动人口生育 |
| C．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 |
| D．经济繁荣国土开发的大背景 |
材料一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朝后期，一些新的农作物品种输入中国。其中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广种植，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总产量。江南等地区农业多种经营日益兴盛，经济作物品种繁多，种植广泛，很多农民还兼营产品初级加工或相关副业，以获取更多的收入。
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期间，出现了100多年的鼎盛局面，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疆域开拓并巩固，被称为“康乾盛世”。康熙后期，政府将百姓赋税中以人丁为单位征收的“丁银”数额固定下来，号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将其分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
在经济繁荣、国土开发的背景下，清朝人口膨胀迅速。1741年，统计全国人口达到1.4亿，到1840年已增至4.1亿。人口急剧增长使得资源危机日益暴露，加上政治腐败和贫富矛盾的积累，乱象逐渐萌生。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上册
材料二 1798年，英国人口理论学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指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将会导致食物不足，引起贫困、恶习等出现。他主张采用道德抑制（晚婚、节育等）、积极抑制（贫困、战争等）来使人口减少到和生活资料相平衡。马尔萨斯反对社会改革论，认为社会中的贫困和罪恶并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而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他竭力反对当时英国实行的济贫法，济贫法使不能独立维持家庭的人也将结婚生子。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于党派利益引起的。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的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情，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
——摘编自《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价与中国人口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至清中期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
(2)根据以上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为我国人口问题的合理发展提出你的建议。
材料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得海禁政策相比明初实行时更不符合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嘉靖倭乱”发生后，明朝严行海禁并废除了市舶司，这使得番商失去了合法的贸易渠道，大兴走私贸易。海商也逐渐转为了海盗，“虽概称倭夷，其实多编户齐民也”。福建巡抚谭纶奏称：“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若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中央政府中也有很多同谭纶持相同观点的大臣，明朝上层最终开始考虑更适合实际情况的政策。1567年，明穆宗宣布在福建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隆庆开海”带来了海上贸易的繁荣，朝廷也越来越重视海澄舶税对国家的重要作用，这是除了维持稳定海疆以外的又一重要好处。因此，明朝政府制定并不断完善海澄舶税的制度，以官方政策的形式将税收分类并固定下来，这为中国开启海洋贸易国际化奠定了政策上的基础。
——摘编自薛振威《16世纪中国海外贸易思想变革——以隆庆开海为例》
(1)据材料概括明朝“隆庆开海”的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隆庆开海”的影响。
材料 陈确（1604-1677）是明清之际的理学家，提倡经世实学，对农业有一定的关注。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农焉而已矣”，“士力学，农力耕，二者皆本务也”。他将形而上的“天理”载之于具体的家庭日用，遵从耕读传统，强调农业是治生的根本途径。鉴于水利在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陈确积极句当政者呼吁兴修水利，并以人之疾病为喻，认为兴修水利要及早而行，方可减少水利设施修筑的难度。在对农民面临的生产环境、赋税压力以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困猴络予关注的同时，他指出：“族葬不限世数，子孙昭穆置穴，地尽斯止。计三亩之坟，便可葬有相。”
--摘编自李志坚《陈确的农学思想》
(1)根据材料，概括陈确的农业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确农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元末，群雄纷争，干戈不息，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出现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的凄凉景象。鉴于此，明初政府强制移民内地和边疆，从事开荒和调军屯垦。十五世纪中叶，政府强制移民运动已结束，农民自发的流动成为主流。到了十六世纪，代之而来的是从农村流入城镇，实现空间上的流动：另一种则是弃农迁业，虽然空间上没有流动，但是从生产的内部分工观察，他们则由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由农转而为工、商。这一发展趋势最早从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开始。
——摘编自林金树《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
材料二 中古时期英国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农业，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则城市化和非农产业获得显著发展，农业生产萧条萎缩则劳动力转移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英国劳动力流动历时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但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比例的21%，农村人口中的大部分仍旧从事农业和依靠农业为生。这一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路线相对集中，其中尤以向首都伦敦的移民规模最大，使得首都的城市化进程最快。英国的农民也有行业上的流动，主要集中在纺织等轻工业部门。
——摘编自谷延方《中古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并分析其主要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古时期英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中期（1000-1300年）西欧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随着城市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市民阶层为争取自身权益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在经济上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庄园制农业经济基础；在社会关系上削弱了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则与封建王权保持着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的王权在向封建领主不断发起进攻时，鼓励城市和市民阶层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依靠市民阶层的财政支持和政治合作，王权逐渐取得了对封建领主的优势，为近代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计秋枫《市民社会的雏形-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明末江南市民阶层为反抗官府的横征暴敛，掀起了多次的抗争。市民阶层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知识分子也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崇祯四年（1631年）苏州府颁布了“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市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这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摘编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国家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了重构，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以强大的市民社会组织体系为依托，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编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江南市民社会形成的背景，并指出其与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市民社会组织的意义。
材料一 据宣统《东莞县志·物产》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凤冈人陈益乘船到安南（今越南），当地首领用一种名叫白薯的土产招待他，这种土产味道甘美。陈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由于来自番邦，故名之为番薯。
——摘编自张箭《新大陆农作物的传播和意义》
材料二 明清时期，随着玉米种植的逐渐推广，玉米成为一些地区百姓的主食之一，并被看作是适宜备荒的粮食作物之一。玉米在清代被推广种植之后经常被用作家畜的饲料和酿酒的原料，其药用、燃料、肥料等价值亦多被认识和利用。玉米、番薯等美洲高产粮食作物的推广，对于解决明清时期人民的基本食粮、提高明清时期的粮食产量、平抑粮价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玉米、番薯的推广种植，农民在解决了基本食粮之后，能够将价格比较高的稻谷等粮食投入市场并用于商品交换。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明清时期粮食商品化的发展。而且，玉米、番薯自身也成为用来交易的大宗商品。
——摘编自宋军令《明清时期美洲农作物在中国的传种及其影响研究——以玉米、番薯、烟草为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番薯传入中国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玉米、番薯等美洲农作物的传播给中国明清社会带来的影响。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