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的战争，重庆地区人口稀少，满目萧条，经济和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广大农民不仅要承担规定缴纳的租赋，还要承担超过正赋数倍的加派、杂税和力役。为了恢复重庆经济，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移民的措施……乾嘉年间的重庆人绝大多数是移民的后裔。据巴县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重庆定远厢共有300户，其中从事工商业的占208户。同时，大规模移民也导致了重庆地区人口的迅速膨……1810年到1850年，重庆城市人口从5万增加到20万人。移民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
——摘编自李东芝《近代重庆城市经济近代化研究（1876~1949）》
材料二 重庆商业中心形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因而就不能不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重庆商业中心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以1891年强迫重庆开埠为标志，“商埠且因外人的强迫而开放，商人的地位便完全被动”。商业投机是指利用或操纵市场，通过囤积居奇、贱买贵卖等手段而牟取暴利的商业活动。投机商人预测某种商品价格或黄金、外汇、有价证券将要上涨或下跌，以少量押金大量买进或卖出，等价格涨跌时就卖出或买进，从差价中牟取暴利。在重庆开埠后的很长时间里，商会和同业公会管市场，政府放任自流。
——摘编自周勇
材料三 1983年2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在改革试点中，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并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扩大了重庆管理经济社会的自主权，突出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重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请立项，自身的财力也得以增强。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提倡按经济规律办事，引入市场机制，增强了企业和社会经济活力，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实践发展逻辑是一致的。
——摘编自袁仁景《改革开放一重庆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末清初重庆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分析清朝鼓励移民对重庆经济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重庆商业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重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唐前期均田制之下，有“人”即有“田”，到唐中后期实行两税法后，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宋初，统治者因势利导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政策，“有钱则买，无钱则卖”，土地的流转空前加快。与此相适应，编户规则也发生了变化，宋政府根据常产的多少和是否直接承担国家赋税将全部居民划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与地主的契约关系，使其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前代有所放松……这样，大量的佃农亦可涌入城市。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清初沿用明“一条鞭法”，丁银与田赋独立存在。随着清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频繁更换主人，加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一直非常尖锐，为增加人丁数量、稳定税收收入，康熙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彻底将田赋与丁银合二为一，进一步减轻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
——郝英∶《清初摊丁入亩赋税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中后期到两宋时期赋役与户籍制度的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进行赋税制度改革的背景。
(3)根据上述材料，概括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演变的趋势。
材料一 明朝中后期，中国人的衣被原料供应不再限于境内，而开始受到远离国境的异域的影响。“尽管中国几千年来都在种植棉花，但在1800年前其国内产量并不充足，因此中国人只能从印度进口原棉。三角体系开始兴旺起来：英国制造的货物卖到印度，印度棉花卖到中国，而中国的茶卖到英国。”从印度到中国，构建了繁忙的东方贸易图。
——摘编自郭卫东《论16-19世纪中叶国际贸易中的东方货品》
材料二 抵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手工业品有137种，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而在这个时期，欧美各个国家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多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返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摘编自黄启臣《中国在贸易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6-18世纪东方贸易圈的特点及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6-18世纪东方贸易圈形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材料一
图一 元朝形势图 图二 明朝形势图
材料二 观点①：明代的中国，从元代脱身以后，其实并未出现新的活力，反而自囿于空洞的天朝大国框架，一味保守中国文化，并且基于防御的心态，一切定于一尊。……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黄仁宇《中国大历史》整理
观点②：晚明的大变局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激荡下逐渐显现……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别指出元、明两代对北部边疆地区的管理措施及其积极意义。
(2)阅读材料二，选择其中一种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其核心主张，并结合相关史实予以阐释：选择观点①的用明代政治经济的史实说明之；选择观点②则用明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史实说明之。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从明朝初期，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商人成为独立而特殊的群体。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明中叶兴起，商人为取得政治地位，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
——摘自商传《论明代中后期是半等级社会》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业中心转向大西洋沿岸，一批国际商业中心城市建设兴起，并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网络，并在此与国际贸易体系连接，控制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80%以上。伦敦在1500-1750年间膨胀性发展，人口从5万人增至65万人。阿姆斯特丹是西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驱动着世界总吨位一半以上的航海商船。新航路开辟后，里斯本迅速成为西欧至印度洋航路贸易体系的中心，是东方产品输入欧洲的主要口岸，每年从里斯本转运至西欧各地的香料多达7000吨，1700年人口发展到近20万人。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中心和行政中心。16世纪西班牙航海探险活动多从这里出发，随着大西洋贸易兴旺以及美洲金银矿开采，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贵重商品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财富令人艳羡。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朝中叶以后的城市变化并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欧洲新兴城市的特点并分析其兴起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大西洋一印度洋一太平洋新航线的开辟，促使以中国为中心的瓷器贸易体系从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转折。下袁“沉船数量及来源地统计”，见证了当时远洋贸易的繁荣。
沉船数量及来源地统计（单位：艘）
| 沉船编年 | 中国 | 东南亚 | 葡萄牙 | 荷兰 | 西班牙 | 其他 | 总计 |
| 第一期：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60年代 | 3 | 8 | 2 | 0 | 0 | 0 | 13 |
| 第二期：16世纪70和80年代 | 5 | 3 | 3 | 0 | 6 | 0 | 17 |
| 第三期：16世纪9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 | 4 | 0 | 11 | 14 | 5 | 1 | 35 |
| 第四期：17世纪9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 | 3 | 1 | 1 | 11 | 1 | 0 | 17 |
| 总计 | 15 | 12 | 17 | 25 | 12 | 1 | 82 |
材料二 在东亚和东南亚海域，荷兰一方面持续围攻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和商船，另一方面也积极谋求与中国、日本开展贸易活动。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公开向市场募集资金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经营荷兰在亚洲地区贸易活动。为了更安全、更便捷地开展荷中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于1611年开辟了从好望角向南靠近南极圈航行，然后沿澳大利亚西海岸北上巴达维亚的新航线。
——摘编自魏峻《16—17世纪的瓷器贸易全球化：以沉船资料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清时期中国海上贸易主导权的变化及其影响。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沉船编年中第三期和第四期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沉船数量的变化及其折射出的历史变迁。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荷兰在17世纪活动东南业地区贸易主导权的原因及其启示。
材料 善书（古代民间流传的劝人从善的书籍总称）于宋朝正式出现，盛行于明清。善书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圭臬，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其伦理精义，亦杂有道教与佛教的教义。文义上的通俗性与操作上的简易性使善书大行其道，与戏曲、箴言及家礼等共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道德秩序。
明清时期，善书广泛流传，不论贫富老少、高低贵贱、都市僻壤，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受到善书的影响。善书的传播主体有善人、宗教界人士、职业传播者、家中长辈等。在统治者的倡导下，封建士子也主动参与善书的传播活动。流行于民间的众多善书，大多于书末标明“欢迎翻印，以广流传”“欢迎翻印流通，公众自由取阅，功德无量”等字样，筹印善书的人们也免费赠送善书。
——摘编自颜湘君《传播学视域中的明清善书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善书的社会功能及明清时期善书传播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善书在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原因。
材料一 由于宋代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江南，形成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因此其主食以稻米为主。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的饮食店有酒店、食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多种类型。宫廷贵族的饮食也十分豪华，宋神宗在深宫宴饮享乐，“一宴游之费十余万”。宋代饮食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中国烹饪技艺所追求的色、香、味、形臻于成熟。但宋代不少文人并不沉迷于口腹之欲，面对美味佳肴，却能节俭自奉，在日常的饮食生活中保持淡泊素雅的风度。
——摘编自陈文华《宋元明清时期的饮食文化》
材料二 清朝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代表英国率使团访华，在其秘书乔治·斯汤顿的日记中有对中式饮食礼俗的记载：御前宴会人们彬彬有礼，足见“东方人对帝王的敬礼，不亚于欧洲人对宗教的敬礼”。随行的英国商人在沿海曾受到清朝政府的强烈抵制，所以英国商人的记述中对中式宴饮负面的描述居多，如礼节复杂，餐具古怪。加之乾隆皇帝严词拒绝了英使团的通商请求，“落后”、“繁复”逐渐成为西方对中式饮食礼俗的理解。
——摘编自刘征宇《明清时期中国上层社会传统饮食礼俗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饮食文化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使节对清朝饮食习俗的印象，并说明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江汉平原成为全国最主要粮食输出地，湖广地区在明中叶已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称，湖北江陵县“附郭膏腴之田，每亩收获不下五六石”。清代粮食生产大发展的还有四川，雍正时已有“产米之乡”的美誉，并被人称之谓“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水稻亩产达到6-7石。再有像中国台湾的开发，以及广西成为粮食输出省等等，都说明清代粮食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引进了大量原产美洲的番薯、玉米、花生等高产耐瘠作物，迅速改变了中国农业作物的种植结构，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生产潜力。
——据柏舟《中国粮食地图：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守护的饭碗从哪儿来》等整理
材料二 英国的农业革命从16世纪中叶开始并持续到18世纪。随着16、17世纪英国人口回升，加之城市和乡村手工业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比例扩大，农业不得不向深度发展。英国农业革命的核心是一系列技术改良和新技术发明，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项：推广三田轮作制、发明“草一田轮作”制、引入肥田作物。三田轮作制下，17世纪英国春播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幅度增长。“草一田轮作”制下，收获与种子之比由10:1增加到20:1以上。饲料作物引入的直接后果是牲畜数量大增，同时导致肥料充足，带来粮食高产。上述种种举措，使英国在“17世纪的全球危机”中摆脱了饥荒。
——摘编自向荣《告别饥荒：近代早期英国的农业革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农业革命兴起的原因。
(3)综合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明清时期相比，英国16—18世纪农业生产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江南蚕桑丝织业，起源颇早，但直到东汉末年，仍仅见于少数个别地区，至唐朝，仅长江下游28州中，蚕桑区已达85％。其品种涵盖绫、罗、锦、纱等，纹理样式也由唐初18种增至中后期的38种，如《元和郡县图志》载：“自贞元之后，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中后期，江南丝织业也改变“艺桑鲜而布帛疏滥”的境地，跃进全国最先进行列，其特殊、高级丝织品也成为宫中服饰的首选，甚至唐皇为此下诏：“禁断（江南）织造淫巧”。
——摘编自卢华语《唐代长江下游蚕桑丝织业之发展》
材料二 两宋时期，江南丝织品作为商品输出的记载尚未发现；元代，华北、四川等地的丝织业依旧发达；至明中叶，除江南之外，全国仅有少数城市还保留一些规模有限的丝织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潞州（山西），织机数约为9000张，年产潞绸约10万匹，仅相当于或不及江南一个大型丝织业市镇的织机数与产量。因此，明代商人携数千金购苏杭绫罗绸缎运销四川之事颇见于小说。16世纪以后，随着日本发现诸多银矿和新航路开辟，丝—银贸易成为中日、中欧、中美最重要的贸易之一，在清前中期以前，江南丝织品始终在这一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南京的“金箔织”更在欧洲市场上享有盛名。
——摘编自李伯重《明清江南生丝与丝织品的国内外市场及其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唐朝江南丝织业的发展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江南丝织业的发展变化，并从政治、经济方面简述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