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山西祁县人，身处晚清乱世自强不息，避险趋利，在中国各地有粮店、当铺、钱庄、票号等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成为清末晋商代表。乔致庸以一信、二义、三利为经商理念，制定严格的号规制度，知人善任。他制定严格的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他眼光开阔，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他志向远大，初为商人即提出要“货通天下”，看到山西商人纷纷发展票号进入金融业，他立即意识到有广阔前景，马上创办“大德兴”票号，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改编自武世刚《乔致庸和乔氏家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乔致庸商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乔致庸商业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无讼”思想在中国的历史悠久，儒家把“无讼”思想作为其施政的目标之一、主张“德主刑辅”“以德去刑”。中国传统社会重视预防犯罪，官府通过制定复杂的诉讼程序和收取高额的诉讼费用来达到息讼的目的，对百姓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则通过国家的管理模式和封建制度的调解机制来化解，使得诉讼无可能发生，做到禁之于未然。在儒家“以和为贵”的和谐观念影响下，如果有人一遇到纠纷就诉至官府，不但会劳民伤财，还会破坏人们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甚至还会反目成仇，这样势必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叶宇昆《论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在明清史料中， “好讼”“喜讼”“健讼”“嚣讼”“刁讼”成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明代地方诉讼风气，一般说来，江南超过江北。安徽凤阳府天长县因为江西、福建、苏、歙“流奸”，“往往避罪逃匿本县铜城、汊涧、扬村等镇”，结党煽祸，起灭教唆，最终导致“争讼渐烦”。“讼棍”教唆百姓频繁诉讼，这些人“专哄平人告状，讼端既兴，则运用笔锋，播弄诡计，代为打点。”清人龚炜言，清代的乡村百姓，已从原先言及官吏俱有“怖色”，进而演变为与“胥吏亲热”，甚至“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如此，城市更是可想而知，最终导致“案牍”日繁。
——摘编自陈宝良《从“无讼”到“好讼”：明清时期的法律观念及其司法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无讼”思想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好讼”之风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明清市镇，作为周围乡民商贸的集散地以及地主乡绅居住的集中地。其中少数大镇的繁华必依赖丝、棉等跨地区的贸易发达而成气候，追究其原因，而该镇在商贸的技术、人才与管理方面具备的优势更为重要。例如经丝技术为南浔人所独创，对生丝、绸缎的鉴识，南浔、盛泽的牙人、牙商较之他地更为精明，以及若干公馆、会所以及商业组织的有力参与，等等。总之，事在人为，都是市场“物竞天择”的结果。明清市镇的形成往往是在离县城较远、数县交集的“两不管”地带率先出现；离县城较远，路途为河湖港汊分割，村落细碎成网，小市镇数量反而多起来。有些大市镇的发展，其经济实力远胜于县城， “一个湖州城，不及半个南浔镇”的民谚，妇孺皆知。
——摘编自《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983年，邓小平到苏州和无锡等地视察，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小康社会的现实样板。此后，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1984年，乡镇企业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势头，各类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到1988年，企业个数达到1888万个，从业人数达9546万人，总收入达4232亿元，四年间乡镇企业数平均每年增长52.8%。独特的经营机制和产权结构使乡镇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优势，某些产品，国营企业生产亏损，乡镇企业生产却能盈利，显示出特有的生命力。1987年邓小平接见外宾时说：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
——摘编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和机制分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及作用。
材料一 北宋朝廷在成都设茶场司，在熙河设买马司，分别管理买卖川蜀茶叶、交易番区马匹事宜。……川陕甘一带人口稠密、村镇密布，有大道，有捷径，道路呈网状分布。官府在四川至熙河道路的沿途“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或差发厢兵，或招募苦力，充当脚夫运输茶叶。同时官府以盐引之法鼓励川商参与茶运。通过茶马贸易昔日以军政用途为主的唐蕃古道蜕变为商贸繁荣的茶马古道。
——摘编自张洁《茶马古道线路兴替：基于官办茶马贸易的考查》
材料二 明初，政府在“以茶驭番”方针指导下，从茶叶的产销到马匹的交易管理都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管理体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封建官营体制内难以克服的弊端，茶马贸易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冲击。于是弘治三年，明廷出台“召商中茶”政策，“令陕西巡抚布政使司出榜招商中，给引赴巡茶御史处挂号，于产茶地方收买茶斤，运赴原定茶马司，以十分之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允许商人参与茶马贸易活动。
——摘编自王晓燕《官营茶马贸易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北宋发展茶马贸易的主要措施。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时采取这些措施的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指出与宋代相比，明代茶马贸易有何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些变化出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古代中国的茶马贸易。
材料一到了明代，随着政府强制性植棉种桑政策的推行，江南地区植棉业日益发展，形成了以松江府、太仓州为中心，兼及苏州府、嘉兴府部分县镇的棉花种植区。这些植棉区域的种植本身即为目的性明确的商品性生产，出现了“沙土高仰，粒来不产，仰食外郡……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来充兑（粗税）”的新经济现象。江南地区沿河网密集分布的棉花交易中心，在明清商品市场，尤其是棉花市场网络中起着基本网络的作用。江南地区的棉花贸易已大大超出了江南地区区域性市场的限制，而是走向全国。“以百里之所子。常供数省之用”，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全国性市场。
——摘编自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花市场分析》
材料二明清时期棉花在湖北各地都有生产，汉阳、孝感都是著名的棉布产地。汉口市场中棉花并非大宗商品，但在清末，汉口逐渐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汉口得江汉水系之利，又是铁路干线连接点。鸦片战争后列强向中国大肆倾销洋纱，以弥朴棉纺织品的销售在中国不理想的局面。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局后，为降低成本，决定改良湖北棉花品种，引进纤维长、产量高的美洲棉种。棉花种植户的收益相对较高，也自愿扩大植棉面积，有的农民购买洋纱作为经线，用棉花纺的土纱作为纬线，这种“洋经土纬”的土布很耐用，也深受农民喜欢，因而有的农村出现了专门加工棉花的职业，到19世纪末，汉口棉花交易仅次于上海，是中国第二大棉花市场。
——摘编自黄继东《清末民初汉口棉花市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江南地区棉纺织业繁荣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汉口棉花市场形成的背景并分析其作用。
材料一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的实力和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许多商人在“士”这个传承儒家文化政府后备官僚的阶层面前，不再自惭形秽，而是开始平等的对话。“良贾何负闳儒”的观点显示出这一时期商人的自尊和自信。然而从“儒商”、“士商”、“绅商”在明清时期的出现以及当时商人的价值取向来看，明清时期的商人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治生获利，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道德要求和精神向往。
——王燕玲《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
材料二 在新的时代里，财富被认为是虔诚的象征。即便是富人也仍需要努力工作，拥有财富并且不随意挥霍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清教徒们既反对贵族浮华奢侈的生活，也厌恶暴发户挥金如土，但是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了极高的伦理评价。所以，资本家们坚信自己像中产阶级一样自律而勤奋地工作，没有污点地合理使用财富，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样的道德准则下，自然也收获了极大一批追求上帝恩宠而勤奋工作的劳动力。
——来庆滢《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解读》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士”“商”的关系并分析其背景。(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的道德标准”的内涵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材料一：“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是明代中晚期极具时代特色的群体人物的写意。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文若虚经商破产，便与他人泛海经商，他一两多银子购买的洞庭红，在海外竟卖了八百多两银子。回归之时，在荒岛上发现珍宝，于是便大发横财，终为巨富。《乌将军一饭必酬》中商人王生屡屡不顺，多次遭遇劫匪，其婶娘杨氏，反复鼓励他“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要“大胆天下去得”,王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自此以后，出去营运，遭遭顺利。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小商人施复拾到六两银子，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终于“义”战胜了私利，他拾金不昧，终得善报。《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小店主刘德乐善好施，而有“刘长者”之谓。
——摘编自李洁《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材料二：在英国时代背景和海洋文化的熏陶下，1719年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完成了他最伟大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19岁的青年鲁滨进不安于其中产阶级家庭悠闲平庸的小康生活，“一心向往出海航行，满脑子都是对航海的种种幻想”,违背父母希望其当律师的意愿，擅自离家去航海经商。他远航非洲的目标很实际；给他兴旺的巴西种植园再买回一些奴隶。由于触碓他独自一人章免于难，漂流至南美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在那儿他凭借自己的劳动顽强地生活了28年。期间，鲁滨进还教出一个濒临被杀的“野人”,教会他英语。“从总体上来说，这些故事都是英国讲述自身的故事。它们以梦想形式赋予英国力量、意志，以便使英国人走出国门，探寻世界、征服世界和统治世界”。
——摘编自魏颖超《鲁滨逊精神两面观》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三言”“二拍”所映的商人形象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两部作品所反映的经商行为对当时世界的影响。
| A．农业经营方式的革新 | B．币制与赋役制度的变化 |
| C．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 | D．重农抑商政策出现松弛 |
材料 明清时期的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正式形成于嘉靖、万历时期，至康熙中后期到雍正之时最后形成。乾隆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真正出现。边疆地区市场得到开拓，内地与边疆民众的生产生活尽皆纳入全国的市场网络之中.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 一部明清史就是一部中国早期市场经济酝酿、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历史。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是构成明清商人队伍壮大、地域商人集团勃兴的重要社会背景。中国早期市场经济也应是中国历史走向空前巩固的大统一和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后形成的经济条件。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全是海外舶来，明清早期市场经济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张明富《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阅读材料，任选角度，自拟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证。(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