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材料：总体来说，明清两朝的海洋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内趋性特征。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明清政府不支持海外华人势力，将其视为“化外之人”。对于海外的庞大市场，明清政府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将与西方人的贸易尽量控制在有限的地域和范围内，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在明清政府始终对海洋和海外贸易缺乏应有的认识下，中国海上力量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竞争。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材料一   吕思勉认为，“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新全球史》中也认为，“正是这一时期的政治混乱才迫使那些思想者不断反思社会的本质以及人们在社会所应该承担的角色”。“一致而百虑”，社会的重要矛盾，即一致，引发了士人阶层的百虑，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社会应该是如何运转进行了自己的理论构建和大讨论。

——摘编自刘子贤《论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之关系——以春秋战国为例》

材料二   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中国近古社会政治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以儒学为中心建构起的囊括宇宙与人伦的学术体系，可以说是对上古与中古学术的继承、反思与集成，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最高形态。继宋明以后，有清近三百年的学术史究竟如何定位，歧义很多。而以两种说法最具代表性。一种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另一种钱穆以清代学术为宋、明的直接承继。

——摘编自许结《中国文化史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