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愈与乾嘉学人在对待先秦儒学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嘉新义理学的主张。
材料一 明朝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一段评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 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 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 非慕宋而乐趣之，而势固然已！
材料二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记载了明太祖废除宰相一事：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 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
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置相》中对明初废宰相的做法发表了看法：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指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认为“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丞相进，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 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他还认为宰相的存在可一定程度上补皇权制下皇帝个人素质的不足。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朝陈邦瞻所划中华文明演变中第二阶段的起止时间，并结合所学知识列出明朝在“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儒者之所守”三个方面沿袭宋朝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朱元璋、黄宗羲对废除宰相做法的看法。
材料一 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道义）事君，不可则止。”子曰：“弑父与君（为君主而杀父亲），亦不从也。”
——《论语·先进》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君臣关系。
材料二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
（2）与材料一相比，材料二中董仲舒的主张有何不同？这些主张在当时有何作用？
材料三 新民本思想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功能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3）材料三对君臣关系有何新认识？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新民本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