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摘编自黄江玲《戏剧人物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

材料一

宋代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起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大的影响。宋代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社会的教育需求远不能被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生。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推动南宋时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摘编自陈来《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康熙帝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汉文化。他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康熙帝命学者李光地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整理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于天下。康熙帝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雍正帝顺应三教并流的趋势，以儒释道相互补充。乾隆帝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乾隆帝下旨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汇刻了《十三经注疏》等。理学当然不仅仅存活在庙堂之上，更渗透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诸如烈女传、节孝坊、忠义故事等，无一不是理学思想的底层体现。

——摘编自雷晓凡《程朱理学是怎样在清朝确立统治地位的？》

材料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等古代思想流派，在社会生产生活中都主张“崇俭抑奢”，从而使“崇俭节用”思想始终成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主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消费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崇俭抑奢文化史。特别是在古代，崇俭抑奢作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帝王的圣旨御撰、官员的公文案牍，学者的讲章论著，平民百姓的家规家训等大部分文献典籍之中，清人朱柏庐著名的《治家格言》共600字，谈论节径的就达120字之多。“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中，讲得最多、最久、最深刻的问道是奢俭问题，奢俭论，是中国消费思想的核心。”

——摘编自赵迎芳《中国优秀传统消费思想及其现代转换》

材料二   明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消费群体——商人。他们因为没有功名利禄的牵绊，在消费中体现出强大财力，引起社会瞩目。例如，“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商贾并凑，粮食馔，鲜衣服，丽车栋，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由于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官僚更易于成为奢侈的榜样，连被誉为中兴之臣张居正亦未能免俗，“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在奢侈风气影响下，普通百姓也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消费热潮中，在杭州，“本地上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不以储蓄为意，中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归归市肴酒，夫妇因醉而已，明日又为明日计”。

——摘编自欧磊《明代中后期奢侈风气差异特征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