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材料一臣自钦取来京，至今二十四载，昼夜竭力，以全备理推之法，详察穷理之书，从西字已经翻译而未刻者，皆校对而增修之，纂集之；其未经翻译者则接续而翻译，以加补之，辑集成轶，庶几能备理推之要法矣。……盖历法有属法之数，有立法之理，设惟有其法之数而无其法之理，即如人惟有形体而无灵性，亦如诸星惟有定所而无运动之照临焉。夫历理为诸星恒动定规之所由，如泉源为水流之所自也。……孔孟之学万世不磨，理推之学亦然。

——摘编自[比]南怀仁集述：《穷理学存（外一种）》（1683年）

材料二“西学东渐”以西学的发展为前提，而正是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相对发达的西学，使之有资格“东渐”。“西学东渐”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在向全球扩张中面对东方大国而采取的一种略区别于殖民扩张的交往形式。最早传播西学的是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

——摘编自罗本琦、方国根《明末“西学东渐”的缘起申说》

材料三西学中源说最初是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方以智、王锡阐等人提出的，依据孔子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可说明晚明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是中国古代学术流传到西方后，由他们（西方人）发扬光大了的。康熙帝在《御制三角形》中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康熙帝的说法立即被士人所理解，天文学家梅文鼎也积极响应，御制“《三角形》言西学贯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于是，西学中源说成为清代文化思想中对待西学态度的主流。

——摘编自张西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历史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