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一定程度上为明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变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的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提取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商业的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历史阐释。（要求：阐释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学者鞠佳认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历史中，有四次人文主义热潮。”如下图。
| 第一次，商周时期——从“神”到“人” 第二次，魏晋时期——从“礼教”到“个性” 第三次，唐宋时期——从“门第”到“平民” 第四次，晚明时期——从“道德”到“功利” |
——摘编自鞠佳《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材料一 明清之际，黄宗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顾炎武重视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也反对君主专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才能“天下治矣”。王夫之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摘编自《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历史读本·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他们(如伏尔泰、卢梭等)在经济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在宗教方面，宣传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政治方面，把统治权看做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
材料三 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具有与欧洲启蒙运动迥异的特点。如果说欧洲启蒙运动是一场以个性自由为主的人文启蒙运动，那么中国思想启蒙运动则是一场旨在国家富强的现代化启蒙运动，这是中西启蒙运动的最基本差异。
——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从背景和内容方面比较中国明清之际进步思潮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主要异同。
（2）根据材料三，结合近代中国的任一相关史实，谈谈思想启蒙如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 我们文化的优点，到底在哪里呢？
（一）我们的文化，最为廓然而大公。我们是以世界大同为主义的。我们的终极目的，在 于平天下，治国只是中间的一个阶段，也可说是平天下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对于人家，总是尽诱掖提携之责，从没有压迫榨取之事。人家自然愿意和我们亲近，都归向我们来。
（二）我们最崇尚德化，而鄙薄以力服人。所以最注重道德伦理。政治管束的力量，虽较 松懈，社会团结的力量，却极坚强。所以基础极为稳固。
（三）从智识方面论：我们最普遍的观念为易，我们大家所公认为最适当的手段是中庸。 我们不论什么人，从没有认环境为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最不固执。
——摘编自吕思勉《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1935年版）
结合中国史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也可自拟论题），得出结论。（要 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