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帝制国家始终参与商业，其程度趋于加深。帝制体系与商业繁荣之间的基本契合，一定程度上为明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扩展了帝制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明清商人也在这种环境中演化，与帝制体系交融，变成绅、商、地主三位一体的精英人群，构成社会支配阶层演变的一个侧面。此种契合关系的另一面，是商业较大幅度地被纳入帝制国家体系的控制范围，使得市场经济难以充分、自由地演变，商人也在此环境中异化为帝制体系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提取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商业的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宽扬中国历史“停滞论”，这种理论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历史进程，认为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国根本无力产生近代性变化。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鼓吹“中国社会亚细亚的停滞性”，宣扬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是停滞的、循环的、倒退的，要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必须打破循环，中国自身没有这种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实现。
——摘编自赵庆云《中国历史“停滞论”辨析》
提取材料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评析。（要求：紧扣材料信息和主题，逻辑严谨，论证全面，表述成文）材料 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他们分处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上，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号令，但在贯彻过程中又不需要事事请示，而往往是按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处理大量日常事务，从而自动地对各地区实行控制调节。实际上，历代中国政治家对这种特大系统组织方式亦有较为明确的意识。儒家国家学说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的原则，很符合控制论关于分层控制和组织的原理。
——摘编自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个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阐述儒学发展对该王朝的影响。(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 明清史研究明、清两个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历史。把明、清两个王朝作为一个时代来研究，主要着眼点在于社会演变，不在王朝兴衰，因而明清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根本上说，是关于一个特定时代中国人民、社会、国家各方面经验的综合史，不是王朝断代史。李洵先生主张把明清时代看作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立”的时代。他指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的结合部，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中国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接轨的尝试，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尝试，东西文明文化统合的尝试，以及新旧社会相递变的尝试。这个时代的历史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明清两个朝代的历史，也不是习惯上常说的那种‘断代史’，而是一个特殊的作为一个整体时代的历史。”
——摘编自赵轶峰《明清史的大时代特征与明清史研究基本问题》
材料反映了学者对明清历史研究的诸多视角。请选取材料中任意一个研究视角拟定观点，对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阐述充分，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 当然，西方文明并非没有优点。对于这些优点，中国人总归是要学习、研究、接受和吸纳的。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其法治精神与法治文化，以及在法律的规范下使个人意志得到充分表达、个人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有效机制。……衡量一个文明是否底蕴深厚，一个重要的尺度就是看它是否有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气度。不妨把文明看作一个有机的动态过程，或一个长时段的有机结构。不吐故纳新，不因时因势地变革、更新、创造、发展，便不可能有传承至今的伟大文明。
——摘编自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
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结合中国史相关内容，围绕“文明发展”拟定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据准确，阐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有其特定含义，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近两千年的向前发展，至明代后期已经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这些新因素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封建社会而与未来的近代社会相同。它们首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然后引起阶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关系、思想意识、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发生相应变化，传统古代封建社会已经发生局部结构性变换。新生的先进社会因素代表了社会的未来，显示了社会的新走向，因而，各种新因素纷纷出现的明代后期显然就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摘编自张显清《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结合所学中国史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赞成、质疑、修改等皆可，持论有据，表述清晰）。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提取材料信息，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进行历史阐释。（要求：阐释须史论结合，表述清晰）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裔作家普鲁塔克（约46-120年），有一本传之久远的传记史学著作《名人合传》。在书中普鲁塔克通常用一个相同的题目，将一对有相似历史业绩的希腊、罗马名人进行联系记述，如"创基开国者"一篇，记载了雅典城的建立者忒休斯，和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法律制定者"一篇，记载了为斯巴达制定婚姻、教育、政体等规范的吕库古，和为罗马整顿宗教、历法、家庭等规范的努马。"继往开来者"一篇记载了终结希腊城邦混战并引入东方专制统治的亚历山大，和终结罗马贵族共和制并奠定罗马帝国根基的凯撒。
最后，普鲁塔克还会再加上对这二人品行或功绩的评价，他既关注他们的相似功绩，也留意他们的差别和造就差别的原因。
——摘编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仿照普罗塔克的行文模式，各取一位6-16世纪的中、外历史名人，书写一篇合传。（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叙述相关事迹并予以评论）材料一
| 时期 | 史学成果举例 |
| 两汉时期 |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中国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后人评论“这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东汉班固著《汉书》，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断代史体裁 |
| 魏晋南北朝时期 | 出现撰写朝代史的盛况；有关北方民族史的著作也很多；家传、谱牒受到普遍关注；佛教史著作也有新的发展 |
| 隋唐时期 | 正式设立史馆，聚集史官修撰前朝史和国史，以宰相负责监修。中国古代“正史”中有八部产生于盛唐时期。还出现了几部反映盛大王朝地理风貌的全国地理总志；地方史、民族史、传记等获得新发展；在史家修养方面，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 |
| 辽宋夏金元时期 | 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部体裁不同的通史著作，把中国古代的通史撰述推向高峰；元末修撰了宋、辽、金三史 |
| 明清时期（1840年前） | 李贽著《藏书》，以“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批判精神，写出“不与旧时公案同”的史学评论，并指出“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论，史家修养体系更加完备 |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
材料二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阐释、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16年，李大钊曾撰写《民彝与政治》一文，认为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在历史运动中起着决定的作用。后来，他还写了《庶民的胜利》《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等文章。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原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1920年，李大钊撰写《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中国史学史》
(1)概括影响史学研究成果的客观社会因素。阅读材料一，任选一个历史时期，分析其史学成果出现的历史背景。
(2)任选中外历史上的一个史事（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运用材料二中李大钊的观点（任选一个观点且需明确写出观点）对其进行解释。
材料学者鞠佳认为：“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历史中，有四次人文主义热潮。”如下图。
| 第一次，商周时期——从“神”到“人” 第二次，魏晋时期——从“礼教”到“个性” 第三次，唐宋时期——从“门第”到“平民” 第四次，晚明时期——从“道德”到“功利” |
——摘编自鞠佳《变革之路：中国历朝改革得失》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