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变局”论

最早用“变局”来描述鸦片战争后国内外形热的国人是黄钧宰。1844牛秋，他在《金击 七墨》一书中写道：中国官民“初不知洋人何状革法国何方也。乃自中平西北，环海而至在 南……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848年秋徐继舍在《瀛环志略》甲指出：“南洋诸岛 国苇杭闽粤，印度近连西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背变为欧罗巴诸 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据统计，1840—1861 年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只有22 种，而阅读过这些书籍的人也是屈指可数。

士大夫的时代觉醒，认识到中国所处的变局.当是在1860年以后。就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写道：“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作为李鸿章的幕僚.他的著作对当时读书人有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用到“变局”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时代。薛福成 1865年上书曾国藩，说“迄于今日，西洋诸国……并至于中国……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 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认为中国的内政不修，深闭固拒，墨守旧法亦是无法应对“变局”的重要原因。随着危机不断加深，“变局”论渐成时人共识。

——摘编自张宁等《浅论晚清士大夫的夷洋观和变局观》刘纯《“大变局”下中国近代文化的“觉醒”》

材料   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主题，中国人民在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也逐渐形成了现代国家意识，开始把“国家”理解为领土、人民、主权的复合体，把反抗列强、救亡图强、经世济民、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视为爱国思想的具体内容。与此同时，人民的主体地位也开始日益彰显。

——摘编自肖群忠，霍艳云著《论近现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1881年，张之洞授山西巡抚，整顿吏治、严禁鸦片，使山西民风大有好转。他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张之洞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他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大败法军，为战事的进展作出了积极贡献。1891——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筹练江南自强军，后来又以此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张之洞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先后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方言、铁路、师范、普通教育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登报声明自除上海强学会会长之名，并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张之洞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张之洞因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受到社会各方面舆论的强烈谴责。

——摘编自胡晓曼 马道宗《中国名人大传：张之洞传》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组建的淮军，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前身。在组建之初，其装备不仅远逊于同期美国人华尔在上海组建的洋枪队，而且远逊于它的对手太平军。后经李鸿章改革，淮军率先在中国军队中完成了武器装备的近代化，许多武器装备，赶上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淮军威名扫地。淮军士兵由将领亲自招募，他们之间大多具有乡党、姻亲、友朋的裙带关系，士兵对于将领的人身依赖非常严重，军队正常运转实所依靠的正是这种私人感情，淮军的指挥体系是标准的个人指挥体系，营务处虽能分担指挥官的工作压力但却不能提供实际的作战参考，它与强调情报搜集、周密筹划、集体指挥的总参谋部制度比起来相差太远。淮军的军事改革始终没有涉及兵役制度的完善，致使其长期在“增募——裁剪——增募”的雇佣军制中踏步，军队战斗力也随之起伏不定，在遭遇举国动员、全民征战的日本军队时，无论是军队规模还是兵员素质，就难免不落下风了。

——摘编自黄凯《火器引进与淮军军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