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陈正炎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社会动乱时期相联系，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按照侯外庐的观点，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唐代中叶为分水岭，“前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
材料二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大同理想的探索，没有超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也没能超越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太平天国的大同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财产共有，反对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以及学习现代文明的主张，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实现，但多少已经有了现实的成分。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贴近现实，在分析西方社会弊端与当时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跟随着历史的脚步，逐步由空想走向现实。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共性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大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 ·商品倾销，破坏了通商口岸和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生计。 ·为支付战费和赔款，对农民施以重税，地主乘机加重土地兼并。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水、旱灾害严重，两广地区水、旱、蝗灾不断。 ·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广西、湖南天地会声势尤盛。 |
| A．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背景 | B．《马关条约》签订的危害 |
| C．清廷鼓励民间设厂的缘由 | D．戊戌新政社会环境的恶劣 |
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60年代前后清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财经的意义。
材料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拉美独立运动和亚洲革命风暴中代表人物简表
| 玻利瓦尔 | 洪秀全 |
| 1783年，出生于西属拉美的土生白人家庭，拥有大种植园和众多奴隶。1793年，拜西蒙·罗德里格斯（崇拜卢梭）为师。 1804年，前往巴黎，成为拿破仑的随从官，参加拿破仑的加冕礼。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玻利瓦尔策划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 1816-1825年，经过艰苦斗争，领导解放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多地。 1826年，玻利瓦尔彻底结束了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统治。 | 1814年，出生于广东农家，读过村塾，后担任本村塾师。 1843年，屡次落第后，创立拜上帝教，自称是受命于上帝，下凡来铲除妖魔、拯救百姓。 1851年，发动金田起义，就任天王，定国号。 1853年，定都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开始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 1856年，杨秀清逼封万岁，洪秀全密诏韦昌辉等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 1864年，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国在清政府和列强的联合镇压下失败。 |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两次革命运动对各自历史进程发展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1)据材料一，指出晚清政府对士绅参与地方权力态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这种变化的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晚清中央权力不断下移的原因，并分析中央权力下移对20世纪初期中国政局的影响。
材料 洪秀全为了表示冲决封建网罗的决心，把家乡祠堂中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捣毁，公开宣称孔子为“妖魔”“邪神”，在南京拆孔庙，将孔子牌位劈烂丢进类坑。1851年金田起义后，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他还颁发《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作为太平天国教育的主要教材，在教育中否定孔子地位，否定儒学思想。洪秀全早期所写《百正歌》以传统道德规范人们，要求人们“学正道”“行正事”“做正人”。太平天国颁布《太平礼制》明确规定了从王至帅各级的称呼，有万岁、千岁、大人、善人、公子等。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将儒学中不符合自己统治的东西删除，要求根据拜上帝教的宗旨和革命的需要删改儒学，经过修改的书还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儒学在这个过程中与拜上帝教逐渐融合，得以共同发展。
——摘编自肖楠楠《洪秀全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继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洪秀全对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洪秀全上述态度的原因说明当代我们应如何对待传统儒学。
| A．未能推翻清朝统治 | B．背离了传统儒家思想 |
| C．领导集团日渐腐败 | D．追求财富的平均分配 |
材料 广东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抗战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方面看，广东不但是新文化策源地，而且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士之有气节与能力者，多向南迁移，因而我国固有文化重心也向南推进。这些固有文化在北方，因受少数民族统治之下发生变化或逐渐湮没，而却存在于南方，而尤其是在广东者，实在不少……自中西海道沟通以后，西方文化不断输入，中国文化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影响，逐渐趋于新文化的途径……因为地理以及其他原因，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过去广东人曾利用这种新文化去推翻满清，去抵抗外侮，而今后，广东人愈要格外努力发展这种新文化，去抵抗外侮复兴民族……只要广东精神不死，不但广东前途乐观，就是中国前途也大有把握。
——摘编自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广东与中国》（1939年1月）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广东精神与民族发展”为主题，自拟论题并进行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胡林翼作为湘军重要将领，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名臣，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李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王闿运曰“中兴之业，实基自胡”，而沈卓然认为胡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指出“世徒知曾、左之贤，而不知胡文忠固在曾、左之前。盖胡公之学与才，实无逊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经济、军事，固无所不学，无所不致其用也。更考其生平，不独坐镇武昌，坚守不摇，以扼形势之要；且于课厘馈饷，擘画尽善，遂使当时诸军无饥馁之扰，克奏中兴之业。由此而论，允推功首。即其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诸政，亦皆大端，足为后世之法式”。
——摘编自刘忆江《胡林翼评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同治中兴”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沈卓然认为胡林翼“应位列同治中兴功首”的原因。
材料一 1863年，苏州、常州克复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因"吴中漕赋，苏、松、太最重"，奏请减轻苏州等地的粮赋定额。1864年，曾国藩下令在各地设置“劝农局”，指出洋务与垦务互为表里，就“大乱之后”的国情看，“不能不以务农为第一要务”，他强调“如地方官玩视农政，仰即密禀本部堂，以便惩一儆百”。号令发出后，流亡之户闻风归耕者络绎而来。之后，各荒废省区便先后拟定垦荒章程，如安徽巡抚唐训方上任后就颁布《安徽省兴办屯垦告示》。
——摘编自王继平《曾国藩研究》
材料二 1938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规定公有荒地垦竣后，垦民将无偿获得土地所有权。由此，江西难民移垦运动迅速开展。到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条例》，取消了垦民土地所有权，仅规定有土地耕作权。江西除了由省垦务处主办的61个省营垦场外，农林部垦务总局还在江西安福设立国营垦区1处，辖9个垦场。此外，江西还成立民营垦场125个。随着垦民的增多，地方政府为了能对垦民抽丁派款，将垦民编入了地方保甲系统，各地垦民纷纷迁徙而来。许多垦场管理员，挪用垦殖资金，与垦民关系紧张，省垦殖处对此处置不力，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到1945年，江西省垦务处所辖垦场仅剩垦民1万余人，到1946年，减至5000余人。
——摘编自高凯等《中国灾害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动垦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江西难民移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衰退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