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爱德华.卡尔批评李凯尔特将历史中的特殊与一般完全对立,他说：“语言的运用本身使得历史学家就像科学家一样，要从事于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截然不同，而两者又都是独特的。可是历史学家却管两者都叫战争。”翻翻我们的历史著述，不是充满着诸如“皇帝”“农民”“战争”“革命”之类的概括用语吗?

——摘编自张耕华《历史学中典型性研究的类型及其限度》

材料一   “国民”二字在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中已出现，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重获新生。晚清“国民”二字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保有国家主人翁意识；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国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

——摘编自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构成的国家，三个主要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均是来自周边大国或文明区域的移民，其国家的建立是由于族群冲突和族群政治分歧被动成就的。因此，新加坡致力于将多源流的移民社会整合成共同认同新加坡国家的国民社会，形成一套新加坡的“民族—国家”体系、新加坡人的公民认同和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国家通过威权政治体系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大众媒体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塑造共同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在学校、社区等场域中不断强化公民概念和国家认同，塑造“新加坡人”的概念，建构地方性知识，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情怀，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国家自豪感，有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主人翁意识。

——摘编自赵泽琳《“多元”族群与“一体”公民——新加坡多元族群治理与公民意识塑造》

材料 1905年，《苦学生》在《绣像小说》第63期上开始连载。书中人物杞忧子是深受八股毒害的旧式文人，他发出这样的内心独白：“我自受生到今日，少困咕哗，长图皋比，只知做几句八股，对几条空策·····悠悠忽忽了五十年，壮不如人，老之将至，热诚空抱，人寿几何，眼见得没有什么长进，好在社会上贡献了。诸君啊！青年的诸君啊！趁这个时候，努力猛进。看着我老朽现在的后悔，万勿入老朽已往的蹉跎。诸君将来的幸福，就是中国全体同胞得享的幸福了。”·····此时的清廷无论社会秩序还是政治实体，都被讫入达尔文进化论式的世界体系中，杞忧子“想到此处，胸头一根根血管，如沸如裂”。

——摘编自林培源《“制造伟大的国民”晚清教育小说〈苦学生〉的叙述者、海外空间与民族寓言》

材料   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20世纪初。就影响而言，随着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不遗余力地被引介，各种启蒙刊物的广泛印行，犹如时人所言：即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世界，“发明民族主义不为功矣。”究其内容而言，此时民族主义思潮业已超越了戊戌志士尚还恪守的“华夷之辩”，矢志以求的不仅仅是传统士大夫的社稷安危和宗庙覆亡，而是明确地揭示了这一思潮作为近代最具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也就是欲戢列强鹰瞵鹗视之态，以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唯有发挥本民族种种特性，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之义。”

——摘编自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

材料   陈天华（1875—1905年），湖南新化县人。陈天华十五岁开始读书，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学堂后，“慨然欲任天下事”，此后，赴日本留学，逐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陈天华呼吁全国人民“效命疆场”，保卫祖国，感慨当时国家“主权丢矣，利权去矣”，认为只有反帝才能维护近代中国的独立。他历数封建专制的弊端，依据近代西方民权理论，指出“专制之为祸烈矣”，惟有民权制度才能立国。陈天华认为各民族都是“同等之国民”，不应有等级之分，“鄙人以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他的“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的主张，就是认为只有革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命，中国才能获得独立。

——摘编自肖万源《陈天华思想研究》

材料   西方人物形象比起西方器物更能直观、多维度地反映一定时期中国人看待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下表内容为20世纪初期部分作品中所反映的西方人物形象。

——摘编自邹小娟《190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

注：材料出处中的“1900年代”应写为“20世纪初”，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