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网民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摘编自孟轲等《孟子》
材料二 先秦诸子之论战，实不及希（古希腊）哲之剧烈，而嫉妒偏狭之情大为吾历史污点者。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孔子）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学派之立脚点近于保守。孟子之距（批评）杨墨，则毫无论据，而漫加以无父无君之恶名……绝似村妇谩骂口吻，毫无士君子从容论道之风。（汉武帝时期）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
——摘编自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
材料三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而不绝，主要因为其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淬炼的科学真理，可为儒学的现代化、时代化转型提供助力。而儒学作为扎根中国土壤的思想文化，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及丰富内涵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肥田沃土，如“表正则何物不正”的社会规矩意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辩证哲学等，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典支撑和理念补充。
——摘编自孙耀胜、王碧颖《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融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孟子的民本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对传统儒学的看法，并分析其成因。
(3)综合以上材料，说明如今的青年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应秉持的态度。
材料 清末民初，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动，新式的汉语词汇呈几何式增长，“英雄”概念也随之变迁。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士大夫惊呼保国、保种，国人对“英雄”的呼唤之声渐隆，并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首先，传统秩序崩溃之际，需要有智识和勇气兼备、为国家和公众利益不懈努力的精英式英雄人物引领现代国家转型；其次，中国要立足于万国之中，迫切需要凝聚共同体意识，强化民族认同，这使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谱系成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工程；再次，展现于近代中国人眼前的现代国家以“自由”“平等”理念为其底色，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自然也在中国催生出“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全新观念。由此，英雄不再是高高在上、超群脱俗的精英人物，而是每一个助力国家建设的平民英雄。
——摘编自赖静萍《从揽驭到召唤：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英雄”概念变迁》
(1)据材料，概括近代中国“英雄”一词的多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英雄”呼声渐隆的背景。(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雄”一词的多元内涵对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呈现出由“沉沦”到“上升”的“U”字形发展过程（“U”型模式），在“沉沦”与“上升”中间有一个过渡期（1901~1920年），这就是“沉沦”的谷底、“上升”的起始时期。
——摘编自张海鹏、翟金懿《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
材料反映了史著作者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趋势的认识，对此认识提出你自己的见解（赞成或提出新见解），并结合史事加以论述。（要求：若赞成作者认识，则围绕“U”型模式的三个阶段依次展开论述；若提出新见解次展开论述；见解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 1900年 | 麦鼎华翻译《埃及近世史》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使中华民族警醒。 |
| 1901年 | 《译书汇编》译载日本著作，指出：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 |
| 1902年 | 《译书汇编》发表留日学生编译的《史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该书中日本学者的史学思想都来源于西方。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广长舌》，这是一部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 |
| 1903年 | 夏清馥编译《印度灭亡战史》；秦嗣宗译《希腊独立史》；张仁普译《意大利独立史》；上海人演社出版《俄国革命战史》。 |
| 1905年 | 梁启超编纂《越南亡国史》 |
| 1910年 | 梁启超又撰《朝鲜灭亡之原因》 |
| 1911年 | 商务印书馆《美国独立战史》重新修订再版，此后两年该书先后出版了第三版和第四版。 |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20世纪初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发展。(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年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受到欢迎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近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共同特点。
材料 1903年发生在上海的苏报案是中国近代史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章炳麟和邹容二人因在上海《苏报》上发表文章，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两书，被清政府认为是世所不容的罪行，原本“照律科罪，皆当处决”,但在外国势力把持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最终判决中，二人只是被分别判处两年和三年的监禁。
“苏报案”大事记
1903年6月30日起 | 先后进行了多次会审，主审是清政府官员、英国副领事，原告是清 政府，被告是章、邹等人。原告和被告都聘请了西洋律师。其间，清政府 多次试图要求引渡章、邹等人，未获列强驻沪领事团同意。 |
1903年8至9月 | 《国民日日报》大量转引外文报纸关于苏报案的报道，大部分都是 支持革命党或者有利于革命党的内容， |
1903年12月9日 | 清政府官员判决章、邹二人“谋逆”罪名成立，永远监禁。英国副领事当庭否决拒不承认判决。其后，就监禁年限，中外双方多次协商未果。 |
1904年5月17日 | 各国领事一致主张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并提出将5月 21日作为最后期限，如果清政府不接受该意见，将释放章、邹二人。 |
——摘编自蔡斐《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上海苏报案发生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苏报案的影响。
材料 媒体宣传科学内容时多采用故事的形式，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普及科学思维。如引用拿破仑的名言：“算学与国家有切实之关系，算学精进，则国家必强盛。”又如，18世纪中叶，英国断学家墓里尼提出一个疑问，很久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是，有个天生的盲人，后被医生治好眼病。他睁开眼睛，看到眼前有一个圆球和一支长竿。问题是，这个人需要用手触摸圆球与长竿才能辨认呢，还是眼睛一看就能辨别出圆球与长竿？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着数学家的强烈兴趣。
——摘编自牛贯杰《清末媒体对“十八世纪”的塑造——以〈申报〉与〈东方杂志〉为中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末《东方杂志》“新知识”专栏的特色加以评述。材料一 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前，长期滞留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元代以后，才移到东部（南京—北京）。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加上中国传统的塞防思想，造成历代统治者对海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两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根据西方海洋战略理论，提出了海疆自守策略：“唯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这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了由原来单一“坚船利器”海防观念向全方位的海防观念转变，由原来被动的防御战略向主动的海防战略转变。从1880年起的十余年里，在李鸿章筹划下先后兴建了大沽、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初步形成了渤海湾三角防方御体系，构成了京津的重要屏障。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强国主导的海洋秩序已经把中国纳入一个新的世界权力网络之中。在其背后，则是潜藏的国家利益观念的凸显和利益空间的拓展，海权逐渐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边疆战略重构中最显著的特点。中法战争后，各地督抚亦纷纷陈奏，掀起了海疆防御的大讨论。张之洞提出要设立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海军；李鸿章认为“选将储才之法，尤为至要至急”，为此要多办学堂来鼓励有识之士学习海军，并提倡去国外留学。自此以后，清政府开始明确将加强海防确立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中之重。
——摘编自郭渊《海疆危机与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
材料二 世界主要海权国家崛起的模式
| 国家 | 崛起模式 |
| 西班牙 |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 |
| 荷兰 |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 |
| 英国 |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 |
| 美国 | 海权（海军＋海洋法律＋海洋秩序）＋殖民扩张＋暴利的商业贸易＋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软实力 |
中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列强炮舰面前遭受的屈辱一直激励着我们要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决心。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发展军力是为达成国家的战略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海上强国梦”。
——摘编自刘中民《海权发展的历史动力及其对大国兴衰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末清政府海权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海权观念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901年，梁启超为其师康有为先生作传时，将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和先时之人物两大类，并将康有为许为先时而生的英雄。他写道：“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先时人物者，社会之原动力，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质而言之，则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人物者，造时势之英雄也。应时者有待者也，先时者无待者也，同为人物，而难易高下判焉矣。”…对此梁启超解释道：“社会进化，全社会之人同进之谓，而导率社会多数以进者，又恒在一二人。古今中外能进化之社会，皆其历代圣哲豪杰人格之化成也。”
——摘编自李红宝《梁启超英雄观辨》
材料二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正面携刻着毛泽东同志所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金箔大字。背面为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小楷字体碑文，碑文内容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说梁启超英雄观的内涵，并分析他产生这种英雄观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碑文中所列的三个时段中任选两个时段，概述其革命阶段性特点并简要阐述其的革命历程。
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对自由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在他看来，每个人的个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个人自由的意义，在于它既是人的目的和幸福的根本，又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之一。个性的自由发展及其运用到怎样的程度乃是衡量社会好坏的尺度。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史，任何对个性自由的干涉都将造成社会停滞的严重后果，政府在对个人的态度上应采取放任主义。密尔认为事情由个人来做总比由政府来做更好一些，对于个人的福祉，个人总是关切最深的，一件事办得最好的总是那个与此事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虽然有的事情个人不如政府办得好，但仍宜于让个人来办，因为这样可培养和锻炼个人的创造精神。再者，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带来严重的祸患，尤其会限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而个性的自由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之一。
——摘编自（英）约翰·密尔《论自由》
材料二 严复的自由观主要是从富国强民的角度，强调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强调群众集体主义，即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有一定的界限的，就是你的权利不能侵犯到他人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行使权利而损害别人的权利；而且你的权利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他认为：“西士计其民幸福，莫不以自由为唯一无二之宗旨……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之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凯觑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
——摘编自苏中立《百年严复——严复研究资料精选》
某学者认为，社会环境的不同是密尔和严复自由观念不同的主要原因。概括密尔和严复自由观念的不同，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
材料一 近代以来中国铁路由于受借款合同的束缚，大多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不同程度的控制影响下经营的，“英资创办之沪杭甬、京沪及北宁三路与津浦南段一部，一切制度，悉以英制为依归；而法款之平汉、陇海、正太皆以法制为标准；胶济与津浦北段悉以德制为循规”。中国铁路从开始就采取分线设局的管理体制，不论路线之长短，运输之繁简，各路均设管理局，各路局往往各行其是，造成路政管理权分散，运输效率低下。因负责运输制度缺失，我国铁路营运往往通过行政化手段开展业务，铁路员工官僚习气严重，在货商与铁路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良好的运输业务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隔阂。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二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铁道部，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次设置适应铁路专·业化网络化需要的、实施集中统一指挥的铁路行业专门管理机构。1932年3月，顾孟余出任铁道部部长，决心推行铁路负责运输制。 为全面施行负责运输制，铁道部在部内成立负责货物运输委员会，短期内制订各种章则 10种，遴派货运负责人员，针对负责运输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办理手续进行培训……在负责运输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铁道部开始谋求进一步的路政统一，饬令各路与招商局办理水陆负责联运，并与各公路也办理负责联运。 从当时的货物联运收入来看，1932年11月至1933年6月，期间除了2月份，货运进款减少外，其他月份进款一直保持增长。 随着国民党统治趋于统一和稳定，整顿路政工作明显有起色，实现了路政管理的统一。
——摘编自李强《路政统一视野下的近代铁路负责运输制度及其绩效》
材料三 在1992年之前，关于铁路改革的探讨始终局限在计划经济体制范畴内进行，199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铁路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铁路运输更加紧张。 1993初，全国各地提出经审核的要车计划日均12万辆，而铁路只能满足实际需求的60%。 1994年1月，铁道部召开全路领导干部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市场取向，深化铁路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铁路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即“铁路改革十三条”)，并于1994年4月22日上报国务院后下发全路。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转化铁路企业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三是改革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四是大力发展多元化经营，优化配置铁路资源……。
——张雪永《扩张的动脉：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铁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铁路运营制度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京国民政府路政改革的措施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94年深化铁路改革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