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不少知识分子强调语言统一的重要性。1901年蔡元培提出，语言为“接续思想之记号”，文字“又语言之记号也”，传播思想不能“越语言而径凭文字”。因此，他提议“于初级学堂立官话一科”。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提出，“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

——摘编自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贫弱，百废待兴，文盲率高达80%以上。党和国家大力推动语言文字改革，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就启动相关工作。到50年代，我国相继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专职机构，并围绕整理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开展改革。

——摘编自王爱云《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文字改革（1949—1958）》等

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史研究

材料一   近代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近代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是世界各国均要行走的历程，向外部世界学习则是后进国家的必经之路； 二是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在原有的地区注国际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近代以来逐渐沦落为一个失去诸多主权的弱国，中国要努力恢复平等地位，这一过程并非每个国家所必经的。这两件事中，本应以第一件事为根本，为要务，但在近代中国(也不限于中国，若干后进国家也经历了这一过程)，这两件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第二件事则成为第一件事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好第二件事，第一件事就无法做好。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努力去做第二件事竟成为历史发展主线争取国家的独立平等被置于比兼取社会发展更为优先的地位。

材料二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规划，历经五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民国史之中的部分议题一直难以避免引起各种偏见，两岸各自主导一类型之论述。本书则主要依赖史实做深度的描写、分析与比较。其中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少数曲大陆学者撰写，共产党史部分则由大陆学者执笔。这与近年来两岸学者组成研究团队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也相符合：台湾学者更能呈现蒋介石的成功之处，大陆学者则更能客观分析蒋介石的派系属性 发掘出蒋介石的个性与统治缺失之处，因而相互补足各自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位于台湾的学术机构每年接待许多大陆学者参观访问、调阅民国档案、参与台湾学界的学术活动，在我所任教的大学每一学期都有许多大陆来台的交换学生选修我的课。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

材料一   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民权宣传盛极一时。当时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制度，鼓吹开民智、兴民权。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论证了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休的历史必然性。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后，封建官僚中也开始出现了立宪要求。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书政务处，强烈要求仿效日本及英德，实行君主立宪，朝野为之轰动。

材料二   1905年宣布废除已行千余年之科举取士制度后，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的学生更与日俱增。大批富于政治敏感的青年一经接触西学、新学和资本主义的新天地、新气象，多数人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纷纷离经叛道，成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的信徒，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少拥有秀才、举人头衔的人则开始了从封建文人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化。伴随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日本的留学生运动和国内以上海为中心的“学界风潮”互相激荡，革命团体、革命书报不断涌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汉民《论清末两大主流思潮及其相互关系》

材料一   19世纪末，英国在华势力范围以长江流域为主，遍及多个省区，在列强中位居首位。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境内建筑铁路以达海参眼，并取得东北境内铁路沿线地区内的行政权、警察权和开矿权。这样，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便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德皇威廉二世曾发布命令：“胶州湾领土，归德意志帝国所占有。”法国逐渐将西南三省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要求清政府作出承诺“日后拟在福建省内兴造铁路……当先向日本政府筹商”，主张“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美国三次向英法德日等国申明“门户开放”的主张：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摘编自王云红《势力范围：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针对帝国主义疯狂掠夺在华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中国人民展开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美国合兴公司攫取粤汉路权之后，违约将股票转让给比利时银行团。湖南、湖北、广东人民要求“废约自办”，声势浩大，迫使美国合兴公司作出让步。在勒索六百多万美元赎款后，合兴公司同意废约。江浙人民则为收回苏杭甬（甬，即宁波）路权，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自行集款筑路。清政府先是执意向英国借款修筑，遭到两省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怕激起“民变”，将英国借款移作别用，允许苏杭甬铁路归为商办。山西人民为了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采矿权，经过反复谈判，在偿付赎款后收回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的煤铁开采权。运动中，还收回另外一些路矿的部分权益。帝国主义尽管不甘心吐出既得利益，但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不得不稍稍改变策略，在勒索大量赎款以后，交回部分利权，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摘编自战逸《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