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移居墨西哥托雷翁城的华人辛苦劳作，经营餐馆、商店、旅店等小本商业积累了财富。1911年，墨西哥发生叛乱，叛军出于仇富心理，杀害华人300余人。清政府向墨西哥政府发出了最为严正的抗议，并任命张荫棠为特命公使赶赴托雷翁城实地勘查，后来两国达成《墨国赔偿华侨损失证明书》，确定墨西哥对大清赔礼道歉，赔偿遇难侨民损失。墨西哥虽口头答应，却一直拖延不肯支付，加之中国政局变动而不了了之。1912年，中华民国重申两国之前签订的证明书有效，但“托雷翁惨案”迟迟未得到解决。新中国成立后，中墨于1972年建交，201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2021年5月17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为110年前的“托雷翁惨案”向中国和墨西哥华人社群道歉，并修建纪念馆。
——摘编自冯秀文《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等
材料二 2016～2023年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货物进出口额
——摘自华经产业研究院《中国与墨西哥双边贸易额与贸易差额统计（2016～2023）》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托雷翁惨案”长期未能解决的政治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中墨双边贸易额增长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墨关系对处理国家关系的历史启示。
2021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回溯中国共产党从起源、孕育到诞生的整个过程，生动再现20世纪初期的历史大变局，是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史诗大剧。
材料一 《觉醒年代》第一集，开篇即以旁白的形式交待该剧的历史背景，“那是在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国际国内形势非常紧张”，并通过以下几个精心设计的视觉式的隐喻镜头来表现。
镜头一：一个大仰角拍摄的骆驼脚掌几乎覆盖了整个画面，只用这一个镜头就表现出当时中国正处于重重压迫之下，且观众的代入感很强，会产生一种被踩踏的感觉。
镜头二：骆驼进入北京城，用了大量的特写和慢镜头来表现车辙。“车辙”在剧中是一个带有高度隐喻和象征性的细节逻辑：自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用“车同轨”框定中国的车辙以来，直到剧中故事发生的时代，中国还在沿用古老的车辙。
镜头三：骆驼商队、老百姓的车、北洋士兵的马队，都要从“车辙”上踩踏过去，隐喻中国还在固守原来的老路。
——摘编自徐妮娜《浅析革命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中的隐喻镜头》
材料二 《觉醒年代》在创作上更加贴近受众，以书写青春破题主旋律。该剧以“南陈北李”为主人公，跟随其人生轨迹，以《新青年》杂志为主线，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思想潮流串联起来，将故事主体聚焦于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不仅有和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陈独秀，还有与工人做朋友的李大钊、以笔杆为利剑的鲁迅以及紧跟先辈脚步、积极寻找救国之路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年轻受众对这样一群有梦想、有不足、受挫折也不言弃的年轻人更能有共情体验。
——摘编自王悦《〈觉醒年代〉给主旋律影视剧的成功启示》
作为历史的观察者，谈谈你对该电视剧以《觉醒年代》命名的理解。（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正确，条理清晰。）
材料 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清政府开始实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军事上无论战败还是胜利换回的基本是耻辱性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表达了国人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争取帝国主义国家对临时政府的支持，临时政府承认了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为了借款充实财政，袁世凯向列强出卖盐税主权；迫于日本压力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政府主要把战略重心放在国内的“剿共”上，对日本侵略的态度经过了“妥协纵容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自卫抵抗—消极抗日”四个阶段；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正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仅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发展利益，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摘编自罗志峰《中国近代以来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经历的阶段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政策不同的根本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演变带来的启示。
材料 杨荫杭（1878—1945），近代革命党人、法学家。189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受革命思想影响，从事反清爱国活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1902年毕业后被派往南洋公学译书馆译书，次年组织无锡理化研究会，并担任上海《苏报》报社编辑，兼职教师。1905年在无锡公开鼓吹民主革命，遭到清廷通缉。后潜逃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专研法律，获法学学士学位后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1910年回国后，赴上海《申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成立上海律师公会，立志“以法治国”。辛亥革命后，先后出任江苏、浙江、京师等地高等审判厅厅长和高等检察长等职。任职期间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拒绝欢迎任职军阀、判处浙江督军的恶霸亲戚死刑、因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扣押交通总长许世英。1919年辞职后回到无锡，1920年移居上海，被《申报》报社聘为副编辑长，并重操律师旧业。
——摘编自梁景明《杨绛之父杨荫杭：京师检察厅检察长》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杨荫杭的主要活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杨荫杭的主要活动。
材料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第一条就是将旅大之租借权及南满、安奉两铁路之交还期延长至99年。华盛顿会议以后，我国各地收回旅大的呼声日益高涨。1922年7月，奉省议员温荣福等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并于12月向省议会提出了“就收回旅大问题，通电各省，并向北京政府请愿”的议案。旅大人民采取各种斗争形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回到祖国怀抱；工人和学生冒着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危险，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日寇阴谋，以启发群众觉悟，起来与侵略者斗争。在奉天、营口各地，爱国学生也掀起了收回旅大的斗争。东北的其他城市群众，也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收回旅大。收回旅大运动很快形成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全国许多省市成立了“收回旅大促进会”，并发表通电和决议，要求政府采取强硬外交，与日本交涉。1923年2月28日，全国各地来京学生代表700多人集会游行，向总统府、国务院递交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请愿书。3月26日以后，运动转为抵制日货，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学生们到各大商店查封日货，号召人民不用日货，反日运动达到高潮。
——摘编自赵长碧、郭君《奉系军阀统治时期辽宁人民反日斗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收回旅大运动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收回旅大运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 辛亥革命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了政体转型，但袁世凯在统治时期，打着“民国”的招牌，逐步建立独裁专制统治。1915年秋，舆论界掀起一场变更“国体”的激烈论争。
帝制论者杨度宣称“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四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国中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1915年，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各大报刊竞相转载。梁启超坚持现行国体，反对帝制认为“夫前清之末叶，则固自谓立宪矣，试问论者能承认否? 且吾欲问论者，挟何券约(凭证)，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 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
论争展开后，反袁舆论不断兴起、发展。
——摘编自乔琪《论一九一五年“国体”之争》、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1)根据材料，概括论争双方持论的主要依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15年的“国体”之争进行整体评价。
材料一 开元、天宝全盛之日的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首先是由均田制的破坏开始的。从高宗、武后时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逐渐被破坏，到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形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状况。由于均田制的破坏，逃户数量大增，户口数量的相对减少，使租庸调制不能继续执行，国家收入随之减少，但政府开支却越来越大，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激烈。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而贫苦的农民也无力负担府兵的费用，府兵制不能再承担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了，至天宝八年(749年),府兵制被废除，府兵改为募兵，节度使又逐渐获得了独立征兵的权力。
——摘编自傅玫《试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民国时期军阀政治的泛滥，使“军人干政”成为普遍现象，军阀或军队首领凭借武力非法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而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以及政客则成为“军事利益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设”。军阀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往往罔顾政治规则和政治道德，进行政治投机。对军阀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盟友和敌人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根据利害关系。军阀一般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地盘。地盘是军阀兵源、财源和活动发展的主要空间舞台。为了获取行政权力和集团私利，军阀的地盘往往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带有极大的摆取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军阀的部队一般是依靠宗族、同乡、姻亲、师生、同学等关系建立并维系的，其中宗族、同乡关系是主要因素。这就在军队中培育出一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军阀为了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常向士兵灌输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借以欺骗士兵为其卖命。
——摘编自袁文伟《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代藩镇割据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唐代藩镇割据与近代军阀割据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乡绅、族长等精英一直扮演着传统国家和民众沟通桥梁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初的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外交危机中，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在这种条件下，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便需要新的社会群体来填补。这种社会群体既要有足够的能力完成国家汲取资源的任务，又不能在乎自己的社会名声，甚至要不惜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对立。为此，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社会群体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推动开展“造村运动”。日本不同地区的农村基本状况差异较大，因此需要根据当地的农业资源、文化资源以及经济状况发展特色农产品。对初级农产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后用途多样化，还能够有效提高农户收入，较好地满足市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日本还建立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形成以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协”和村行政自治组织并行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此外，为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政府相继颁布《农村、山村、渔村通电促进法》（1952），《町村合并推进法》（1953）等法律，主要针对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以增加日本乡村生活的活力，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完善乡村的行政治理体制等。
——摘编自李金锴、高鸣《乡村治理何以有效？——国外典型实践模式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群体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总结日本的乡村治理经验。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 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当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等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章士钊一战后曾游历欧洲，目睹其满目疮痍后，片面地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归因于工业化。因此，为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他于1923年8月发表《业治与农》一文，他宣称“吾国当确国是，以农立国”。此文一出，争议不绝于耳。
梁漱溟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发展的根本在农业，工业发展应摆到农村、农业发展之后，“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道路”。在董时进看来，世界工业国已有许多，竞争激烈，如果中国再加入其中，不会有太大发展空间；中国如以工立国，必然导致外资入侵，进行资源掠夺；相较而言，以农立国更适合中国国情，以农立国能保持社会稳定，无所谓失业和罢工。
吴景超对董时进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称其观点为“经济上的复古论”，中国要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必须采行西方“机械的生产方法”。他指出，“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张培刚指出，“只有政府实际负起责任来，加以社会人士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农国的工业化。这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主导乡村建设派的一个善意提醒，也是对政府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工业化过程中作用发挥的呼吁。
最终，“以工立国”这一观点获得了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对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同样大有裨益，这两派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摘编自李蕴哲、陈旭东《“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争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展道路所引发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